因為國內藥價太高，從印度網購抗癌仿制藥，并為眾多病友代購的陸勇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1月30日，檢察機關撤回了對陸勇的起訴，法院也對“撤回起訴”做出裁定。

    時至今日，廣受關注的“陸勇案”，終于有了還算美好的結尾。事后回望這一波三折的劇情，還是不免令人感傷不已。一面是生存的需要，一面是法理的權威——當我們解讀本案時，的確曾經一度陷入了某種難以抉擇的兩難困境。所幸，檢察機關最終選擇撤訴，于是公眾方才擺脫了那種內心的掙扎狀態……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終究沒成為因此獲刑的第一人。只是，對于這個結果，又有誰能說清，到底是純屬僥幸，還是理當如此？

    “抗癌藥代購第一人”，“數百名病友寫信求情”，盡管有著各式悲情因素摻雜其中，但我們絲毫不應懷疑，司法機關的最終決定，想必與之關系甚少：當地之所以決定“撤銷起訴”，更多還是基于對基本事實的認定、對既有法條的援引。檢方的高明之處在于，回避了本案的倫理和道德成分，通過針對性地運用相關法律條款，就化解了此一無比棘手的問題。然而不得不說，這種技巧性的應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該案可能產生的正面示范價值。

    “陸勇案”也許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但它卻難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判例。這是因為在本案中，司法機關自始至終，都不曾宣示出明確的價值立場，不曾創造性地引用法條釋放釋義。這意味著，“代購抗癌藥”一類的行為，其法律定性和違法風險，和以往并無任何不同。陸勇在被問及“會否繼續幫病友代購抗癌藥”時，已經變得謹小慎微、不置可否。

    當然，對當地司法機關處理本案的手法，我們實則很可以理解。作為地方層面的檢察院，其本就無力承擔太多。真正需要追問的，應該是“病患們為何會走投無路，被迫冒著法律風險，去網購海外藥品？”其中緣由固然很多，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于，藥監系統在審批環節的低效，使得眾多外國廉價特效藥難以合法引入。在此語境內，司法機關的嚴守法條多少顯得不夠人性。

    一切正義的法律，都必須獲得不折不扣的捍衛。但其前提是，不讓公眾在“守法與求生”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陸勇案的本質，其實是藥監、衛生、商務等職能部門，未能積極履職主動作為，久而久之就將矛盾轉嫁給了后端的司法環節。這個案例的癥結在此，解決之道也在此。

    （四川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