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教授，理應在正常的教學活動外與學生保持適當距離，不單單可以保護學生遭受性騷擾，也減少了學生偽報教授性騷擾的可能性，是一種雙向的保護。

　　據新京報報道，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余萬里被舉報與女留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11月13日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做出了給予余萬里開除黨籍的處分。22日下午6點多，北大官方微博通告，給予余萬里開除黨籍、撤銷教師職務、撤銷教師資格處分，開除出教師隊伍。

　　雖然此事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此類新聞近來也并不鮮見。但此事還是迅速成為各大新聞網站熱點，引起爭議不斷。這也說明，公眾對涉及師德的問題依然十分敏感。

　　廈門大學吳春明誘奸門引發的師德問題大討論言猶在耳。就在今年10月，教育部專門為高校教師的師德行為列出“紅七條”。而余萬里，也成為“紅七條”出臺之后首位受到處分的北京高校教師。

　　在一些約定俗成的觀念里，只要雙方自愿，師生間親密關系不能被界定為“性騷擾”，尤其是本案的當事人一位41歲，一位已經32歲，這也是此事引起爭議的原因。但就像雇主與雇員一樣，校園之中，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是不平等的，老師可以決定學生的分數、保研甚至能否畢業，那么就存在利用權力進行脅迫的可能性。在這一基礎上界定他們是否是自愿的戀愛是無意義的，除非有一方主動規避了這種利益關系，比如辭職，轉學等。

　　在歐美高校里，對這樣的事情，學校認定處于權力優勢地位一方應該是責任方。作為教師，不能暗示性關系，也不能讓自己被引誘，既然做了大學教師，就不可以碰自己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與異性學生保持距離，不留下被誤解的空間，成為最好的選擇，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看來甚至“刻意”得有些可笑。

　　比如筆者在香港求學期間，教授們不僅言明因涉及利益沖突，學期結束前拒絕在社交網站上加學生為好友，在實際接觸中更加注意同異性學生之間的距離。記得一位教授(異性)一次發來郵件和我約好時間在他辦公室見面。當我按約定時間到達的時候，正值課間，樓道中人聲嘈雜，于是我走進老師辦公室后習慣性地將門帶上。這時老師特意起身將辦公室門打開，并向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就連畢業典禮上，一位同學提出要請導師吃飯，作為“謝師宴”，老師表示“聚餐可以，但是要有其他同學在場?！?/p>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自己主動規避易于引起爭議的行為，才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嫌疑。作為教授，理應在正常的教學活動外與學生保持適當的距離。這樣一來，不單單可以保護學生遭受性騷擾，也減少了學生偽報教授性騷擾的可能性，保護一些本來無辜的教師被卷入無謂訴訟，實際上是一種雙向的保護。

　　□蕭漫(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