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這是自2014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中國工程院內部人士介紹，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1月7日《新京報》)

　　幾乎每次院士增選，“官員院士”都會攪熱輿論場。特別是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在腐敗案發，供述兩次參選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錢”后，更是讓輿論一片驚詫。人們關注的不僅是幾個官員能不能成為院士這樣的小問題，還關注科研機制能不能被權力綁架這樣的大問題。

　　正是因為看到院士遴選中存在的問題，回應社會關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優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此次增選機制的變化，體現了這一精神要求，也打開了一扇明亮窗口，讓人們看到院士去官化的努力。但要看到，權力綁架是科研體系存在的普遍問題，不獨發生在院士身上，去官化也不應該只發生在院士身上。

　　現實中有兩種現象，一種是官員紛紛向學術靠，試圖貼金塑身，“官員院士”是其典型代表，“官員博士”是其集中反映。還有一種則是科研人員向官場轉，試圖添衣增肥，為自己謀取一官半職。兩種對立其實一體兩面，這個體就是“官本位”，對應的是權力決定一切。官員為什么要往科研靠，這是一種贏家通吃；科研人員為什么想往官場轉，這是想擁有贏家通吃的機會。

　　這種權力對科研的干涉和支配，在院士身上可能還不是十分明顯。院士因其擁有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還擁有相當的話語權。可對于大量處于金字塔座的底層科研人員來說則不同。一些院校行政人員、后勤人員本是服務科研人員的，可在權力本位下，卻反了過來，科研人員甚至成了“科研民工”，成天要看行政人員、后勤人員的臉色。

　　院士居于科研最高層面，院士更應該在去官化上發揮示范引導作用，為科研體制改革趟路，促進整個科研體系的價值回歸。此次增選機制的變化，特別是明確提出“處級以上官員不得候選院士”，正體現了這樣的努力。相對而言，院士遴選去官化容易，整個科研機制去官化不易。但現在畢竟打開了一扇明亮窗口，希望有更多清新的風吹進來，促進整個科研體系價值回歸。 (毛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