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廣州白云區一家幼兒園的家長持螺絲刀傷害6名幼童，再次為廣州校園的安保敲響警鐘。近日，相關部門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了一場關于“校園傷害案件處理與預防”的論壇，邀請了多名中小學校長。但有個別校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這引發了廣州市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程秀忠的“炮轟”。程秀忠說：“校長不來，說明不夠重視這種關于校園安全的座談會，連副校長也不來一個，你能代表誰？”該學校的出席代表面露難色，只得解釋稱：“區長到了學校，校長去那邊開會了。”程秀忠繼續質疑：“該你們重視的時候不來，不要出了事就推給公安機關。”（《南方都市報》4月15日）

　　校長不出席安全管理座談會，確實會讓人聯想到不重視安全，可問題是，有關部門召開座談會，就能解決校園安全管理的問題嗎？我國各級政府針對校園安全問題，沒有少開會、沒有少發通知、文件，可是，又究竟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貫徹文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工作的常態，這并不一定是對工作負責的做法。

　　由于各個政府部門都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都要召開會議部署工作，都要求“一把手”校長親自參加，導致校長陷入文山會海，該做的事情反而做不了。實際上，很多會議，校長根本沒有必要參加。

　　從媒體報道的信息看，廣州這次校園安全主題的論壇，也是老生常談，諸如家長與校方的沖突；學校安保薄弱；學校擔心承擔責任，取消春游、秋游；限制學生課余活動等等，召開論壇把老問題又重述一遍，若無制度上的突破，也無益于解決實際難題。

　　筆者一直認為，應該把校園安全問題納入公共安全管理的范疇，即應該由公安部門統籌學校的安全管理，包括把學校納入治安巡邏的范圍，由公安部門統一招聘、培訓、管理校園保安，保障校園安保的經費，而不應該由教育部門或者學校負責。目前，我國的校園安保問題，經常出現學校、教育部門、社區、公安部門的推諉扯皮問題，有的校門口甚至成為三不管地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在我國校園安全管理中，校長是第一責任人，只要出現安全事故，就要追究校長的責任，這讓校長不堪重負。而實際上，有的安全事故，如果清晰界定責任，根本就不應該由學校負責，比如校車事故。校車應該由政府部門保障，提供安全的校車，并由專業的公司運營，而不該由學校自己配備校車、招聘駕駛員，負責運輸的安全。政府部門不解決投入問題，而只對學校發號施令，消除不了校車安全隱患。再比如春游事故。學校組織春游，如果把活動交給沒有資質的公司運作，從中收取回扣，出了事故，當然要追究校方的責任，可如果學校委托的是專業的公司，簽訂有服務協議，事先對學生有安全教育，在春游途中，出現交通意外事故，就不應該追究校方責任。不分青紅皂白地追究校方責任，學校就寧愿不組織春游。

　　另外，對于教師在具體教育教學活動中，怎樣起到對學生的監護責任，需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而不是僅以師德來要求。對處于危險環境中的未成年人，起到監護責任，這是教師的法律責任。

　　給孩子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是政府部門、學校、社區必須攜手共同直面和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不能總是停留在會議層面，只有形式上的重視，卻無資金和制度的保障。（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