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提網速、降網費 為何不能“任性”

　　在山東青島工作的小冬告訴記者，他最近迷上了美劇《權力的游戲》，然而讓他苦惱的是，每次在線觀看的時候，即便他選擇了“標清”模式，視頻還是要不停地緩沖。

　　面對視頻網頁“網絡不給力，建議切換較低清晰度”的提示，他無奈地調侃道：“我建議視頻網站在現有的超清、高清和標清的基礎上，再給我們這些用戶新開發一個‘模糊’模式。”

　　“我知道網速跟許多因素有關，比如可能是一些服務器不給力。但理論上的2M往往達不到2M，總覺得這里邊有什么貓膩。”小冬對記者說。

　　網速慢的“貓膩”

　　據寬帶發展聯盟發布的《中國寬帶速率狀況報告》顯示，中國大陸2014年第4季度平均網速為3.4 M bit/s，僅排名第82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手機網速也飽受詬病。隨著4G的到來，三大運營商均號稱其4G速率可達100Mbps（即100 Mbit/s）。然而在實際使用中，網速受信號強度、服務器、同時下載用戶數等因素影響，實際網速遠遠達不到100Mbps。

　　知名通信產業觀察家、飛象網總裁項立剛倒不認為所謂的“世界排名”能夠真正反映出中國的網速水平。

　　“最近幾年在工信部的寬帶戰略下，在保持價格穩定的情況下，許多城市家庭寬帶的網速實現了幾倍甚至更高的提升，這跟以前比已經有了很大改觀。”項立剛說，根據“排名80多位”判斷網速落后“是有問題的”。

　　項立剛告訴記者，他們經常去歐洲等地參加通訊展覽，發現當地的網速有時也很“卡”：“有時候發郵件都困難。”

　　在項立剛看來，我國多數城市的上網速度應該處于世界“中等水平”，而“平均水平低”跟廣大村鎮地區的網絡水平落后不無關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曾劍秋也認為，拿新加坡、韓國的網速跟中國整體相比是不公平的，“他們是一個點，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面”。

　　“客觀地說，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世界上屬于較快取得比較領先地位的，而網絡也是基建的一部分。”曾劍秋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對于手機上網速度慢的觀感，項立剛認為，我國的移動用戶量基數大、同地同時上網人數多，因此造成的網絡擁堵，是導致3G、4G網速變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樣的帶寬，在人口密集地區，上網的網速會受影響——100個人用和10個人用手機網速差異就會很明顯。”項立剛說，這當然跟信號覆蓋也有關系，但這個問題比較復雜：許多業主抵制在小區里建設基站，還要求信號很好。

　　“這對矛盾不調和，也導致手機網速慢的問題難以解決。因為如果要用很遠的基站，信號過來就很弱了，網速肯定會受影響。”

　　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闞凱力則認為手機網速慢另有隱情：擁有8億用戶的中國移動在布局3G網絡之時，選擇了既不符合市場規律、也不符合技術規律的TD-SCDMA，這讓用戶在很長的時間里，失去了享受更好移動互聯服務的機會。

　　“因為TD-SCDMA的技術缺陷，且缺乏規模經濟性，設備昂貴、終端應用（手機）種類貧乏，更沒有國際漫游，使中國移動的3G網絡質量奇差，基本上無法使用。”闞凱力在《誰在綁架中國的4G政策？》一文中寫道。

　　財新封面報道《TD式創新》援引多位電信業內人士的觀點認為，TD-SCDMA更大的影響是延誤了中國的整個電信市場，用戶和整個產業的發展都付出了代價。“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TD-SCDMA阻礙了整個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

　　網費亟待“薄利多銷”

　　自從李克強總理“點名”網速網費的問題后，“提網速”“降網費”的呼聲此起彼伏。三大運營商也在“世界電信日”之際，識趣地提出各自的降費提速方案。然而，網民認為運營商提出的方案并不“解渴”，反而認為運營商的高姿態是“在跟總理耍心眼”。其中手機的“夜間流量”更被視作“雞肋”：“不是說不鼓勵熬夜嗎？”

　　闞凱力認為，手機用戶感覺網費貴的癥結在于，大多數人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在運營商之間“貨比三家”地換號，“號碼綁架”讓運營商“宰你沒商量”。

　　“我自己這個移動號用了多年了，我能換嗎？不能。換了號大家就找不著我了。這就意味著中國移動3G再差，我也只能忍著。好容易熬到4G了，也只能使用中國移動4G，它提供什么服務、如何收費，都是移動說了算，想宰你就沒商量。”闞凱力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三大運營商實際上對被號碼綁住手腳的用戶實現了壟斷，“它不宰你宰誰？”

　　項立剛告訴記者，從價格橫向對比來看，中國手機用戶的流量費用處于國際中等水平。“美國1GB流量的價格也要十多美元，也是流量包越大平均下來就便宜。”

　　據了解，從1GB單獨流量包費用來看，許多發達國家人均移動資費水平確實高于我國。但考慮到各國人均上網費用在人均收入與消費水平中所占的比重，我國網費仍顯得有些貴了。

　　“絕對價格發達國家較高，相對價格，中國較高。”項立剛說。

　　盡管作出了主動調整，在廣大網民看來，各大運營商的4G流量資費依然“任性”。項立剛認為，目前手機4G流量資費處于當前水平的原因之一在于，各運營商發展的4G用戶量還未能讓他們下定攤薄利潤的決心。

　　“目前4G用戶約為1.6億，如果用戶量提升2倍，運營商的收入也會提升2倍，但其所增加的成本可能不足1倍，這樣的話運營商才有勇氣拿出1倍的利潤壓低價格，作為競爭手段實現總理所說的薄利多銷。”項立剛認為，隨著用戶數的增加，降價作為競爭手段是未來的必然趨勢。

　　虛擬運營商能否“攪局”

　　如今，公眾如果有移動通信業務需求，還有三大運營商之外的選擇——虛擬運營商。

　　工信部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先后向兩批共19家民營企業頒發了虛擬運營商牌照。截至2015年3月底，42家移動轉售企業中已有20家正式放號，累計發展用戶超過410萬戶。

　　起初，虛擬運營商帶著民營企業天然的市場基因，背負著公眾“電信反壟斷”的熱切期待橫空出世。然而，工信部今年一季度對已開通業務的20家移動轉售試點企業客服電話進行抽查，發現5家企業的客服電話存在人工服務無法接通等問題。

　　有觀點認為，虛擬運營商“生不逢時”。它們誕生之初就趕上了不好的經濟形勢，整個國民經濟都處在轉型期和陣痛期，這讓很多原來在主業上游刃有余的虛擬運營商都不得不將精力重新投入到核心業務，于是對虛擬運營的資金和精力投入日漸不足。

　　有網友戲稱，首先名字就沒起好，好端端出來混，喊什么虛擬？聽起來就不靠譜。

　　難道，被看好是電信運營商“攪局者”的虛擬運營商，難當與三大運營商競爭的大任？

　　“虛擬運營商根本談不上與三大運營商競爭。”項立剛說，“要真正形成競爭，就要有相對對等的地位、體量和能力，如果實力懸殊，那還競爭個鬼？”

　　闞凱力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如果在2000年前后發放虛擬運營商牌照，當時會很有意義，可以促進競爭。現在中國已經十幾億的手機用戶了，市場已經飽和了，虛擬運營商怎么競爭？”

　　盡管今年1~3月虛擬運營商的用戶凈增長達到200萬，但均攤下來每家虛擬運營商用戶也就只有20萬戶，這相較主導運營商動輒數億的體量顯然是“小巫見大巫”。

　　“而且他們沒有網絡，要向主導運營商尋租。加之沒有龐大的用戶數作支撐，其服務模式、管理經驗、技術能力等都不如傳統運營商得心應手，這些因素決定了他們在整個的競爭中沒有控制力。”項立剛說。

　　項立剛告訴記者，虛擬運營商在服務的經驗能力上很難跟得上，他曾經使用過某虛擬運營商的服務，“體驗很糟糕。主導運營商光是在Boss系統（業務運營支撐系統）上每年要花幾十個億，各種客服系統、營業廳等的建立，一年可能要上千億。這種巨大的成本可不是虛擬運營商所能承受的” 。

　　不過，“虛擬運營商中也不乏佼佼者。”曾劍秋告訴記者，“比如蝸牛移動拿到牌照后發力虛擬運營，將其作為企業發展戰略之一。這對于蝸牛公司的游戲等業務走向國際市場很有幫助。”

　　“時間還太短，現在談市場反應言之過早。”曾劍秋認為，有的虛擬運營商還沒有準備好，并沒有很明確的戰略，“所以這個還需要時間檢驗”。（記者 趙廣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