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雙胞胎女孩，在中國健康誕生。報道稱，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并且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這對基因編輯嬰兒幕后的“操刀手”，是來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副教授賀建奎。

　　消息一經公布引起巨大震動，賀建奎的行為被科學家們強烈譴責。“基因編輯”也引發了“人造人”是否允許、未來是否將淪為“超人”統治一般人的社會等等對人類倫理以及生命安全問題的探討和爭議。

　　然而事件過去近兩個月，除了此前媒體報道的“衛生部門已介入調查”之外，沒有任何進展的披露。日前，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業內人士、中科院院士邵峰，試圖對該事件及背后要素進行科普意義的探究。

　　此前，邵峰曾就“基因編輯”事件發聲，認為該技術“沒有什么科學創新，只有對倫理和道德無底線的突破，亟待需要在法律、倫理上有一個清晰的界線”，并希望相關部門應對此立法。

　　“基因編輯事件背后調查因素復雜”

　　北青報：基因編輯事件，目前后續進展如何？為何公眾感覺不了了之了？

　　邵峰：據我了解，目前仍處在調查處理中。最終處理結果，衛生行政部門一定會按程序發布。

　　北青報：這件事為什么這么難處理？

　　邵峰：因為這個過程調查起來沒有那么容易。首先賀建奎是南科大的一名副教授，所以學校這個層面是怎么讓他進行這個基因編輯實驗的？他畢竟是有學校編制的，這個經費是哪兒來的？學校各層面的審查委員會知不知道這件事？再者，他還得跟醫院合作，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做不了人工授精的。他可以做基因編輯，但不能給人取精子卵子，所以一定要有醫生跟他一起做。所以哪家醫院或哪幾家醫院參與了？那么醫院也有倫理委員會，怎么審查通過的？這些疑點都尚未明了，都需要在扎實的調查后給公眾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北青報：即使調查出結果了，現在沒有涉及這方面倫理的法律依據，能有什么樣的處理結果？

　　邵峰：不管怎么說，最后走什么法律依據，都得先調查，得把這件事的前因后果先調查清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學校、醫院參與人員、學生，還有地方監管人員，包括志愿者，都得調查。只能先把這個事情給弄清楚，再決定怎么辦。對于基因編輯這類行為，衛計委也是有規定的，比如說如果觸犯了這方面的規定，大學應該開除這個人等。但現在很多情況還沒調查清楚就開除，這肯定也不合適。

　　北青報：除了開除，會有更嚴重的處理結果嗎？

　　邵峰：那就得看這個過程里面，有沒有其他環節，可以去找對應的法律依據，因為就這件事本身沒有司法依據，但比如做基因編輯用于受精卵，最終有沒有造成人身傷害，比如對那兩個女孩來說，她的基因是否已被人為破壞，涉事人員是不是構成故意傷害罪？這是有法律規定可以對應處理的，但現在還沒有進行鑒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么說？這需要司法解釋，需要法律方面的專家進行分析。

　　“最好的處理方式是永遠不讓倆孩子知情”

　　北青報：現在問題是，作為基因編輯人，兩個孩子已經出生了，以后怎么辦？

　　邵峰：這個非常非常難辦。現在業界也討論，就覺得是不是要出一筆錢讓這兩個孩子的父母去到誰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部門進行跟蹤，就跟裝GPS定位一樣。其實這里面最大的挑戰是，這兩個女孩將來能不能結婚？要結婚的話，生孩子就會遺傳下來。

　　北青報：您覺得她們允許結婚么？

　　邵峰：這個沒有答案。

　　北青報：您認為怎么處理最合適？

　　邵峰：要我處理這個事情，就是永遠不告訴她們是被基因編輯的，允許她們就跟正常人一樣生活。我覺得這是最合適最好的選擇。

　　“這個個例還不足以影響人類基因大池”

　　北青報：您作為業內權威專家，對這件事的最大擔心是什么？

　　邵峰：我們主要擔心兩個安全層面的問題，一個是這兩個孩子將來有可能不健康，但咱們正常人也會出現身體健康問題，所以如果出現不健康就只能自己去面對。還有一個安全層面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謂對于人類種群的影響，但是這個個例對大面只是“點”位影響，一小滴水還不足以改變整個池子。

　　北青報：為什么說不足以改變整個人類基因池子？

　　邵峰：因為這個個例還不足以帶來對這么大種群的影響，就這個“小點”，對種群還造不成大規模的影響。下一代可能就只生一個孩子，兩個孩子而已，那只是基因互相的代際之間的影響，只能往下傳，因為它不是傳染病，所以這一個點位不會造成整個種群的基因影響。你往整個基因池里放，立馬就稀釋掉了。

　　北青報：所以最大的危害到底在哪兒？

　　邵峰：是基因編輯這個大門一旦開了，人類很快就完了。我們知道人身體里的基因有2萬多個，所有一切都由這些基因決定，就是所謂DNA的概念，現的生物技術，可以隨意地去改它（基因），你想改成啥就改成啥。應該說這是在過去二三十年當中，生物科學最革命性的技術。任何一個物種都能被改，比如你想讓一個狗發綠光，你也可以讓它多長條胳膊都可以，你可以任意來做這件事。這個技術非常強大。但非常可怕的是，稍微訓練過的人，有個實驗室就能做。這個技術的門檻極低，一個掌握這門技術的人拿個幾萬塊買點設備就能做。

　　北青報：但國外已有基因編輯的醫療運用，這又是什么情況？

　　邵峰：人類有兩種細胞，一類是體細胞，一類是生殖細胞。簡單來說，除了精子卵子之外都是體細胞。國外有人在用基因編輯技術來治療疾病，針對的都是體細胞。比如有些人因為某個基因的突變失明，用這個技術來編輯眼睛里的細胞，有些失明可能就能恢復視力。再比如現在做得最多的是肌肉萎縮，在干細胞里把壞的基因恢復，這樣肌肉就不會萎縮，國外在推這個東西。但國外嚴禁在精子卵子里使用這個技術的，也就是說不能在生殖細胞里做。因為在體細胞里做編輯，如果不成功，像肌肉萎縮最多可能就是導致一條胳膊廢了。但如果在精子卵子里做，影響就是一代一代傳下去。賀建奎這件事為什么這么恐怖，因為就是在生殖細胞里做了基因編輯。

　　北青報：您剛說到基因編輯技術其實很好操作，可能一個研究生就能做這件事。現在是否還有人在做這件事？

　　邵峰：在北京是不太容易讓人去做這件事的，像北大清華這些學府，倫理委員會是絕對不允許這樣的行為。就像我們研究所，我們要知道你做這件事，立馬就是開除。學府、醫院其實是有倫理委員會的，這次事件目前說是發生在民營醫院內，要是在正規公立醫院，倫理委員會肯定過不了。現在只能說是沒有刑法相關的規定，但行業的行為法規是有的。就像我們實驗室做超級細菌，如果搞個超級病毒，容易得很，這種殺傷力巨大。但是科研界醫學界都是有法規規定的，不是說你想做任何一個病毒你就能做。每個研究單位都有個倫理委員會，這個倫理委員會不會讓你做這些事情。

　　“倫理委員會是把雙刃劍”

　　北青報：在這類實驗中，倫理委員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邵峰：這是一個問題，也是我們的科研文化體制還不夠健全的地方。在西方國家倫理委員會的權力很大，非常嚴格。嚴格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說你拿小白鼠做實驗，要做之前你要清清楚楚地把小白鼠用多少只、什么時候拿它干什么、做什么樣的解剖、做什么樣的實驗，你要寫得一清二楚，交給倫理委員會，倫理委員會批了才能做，否則學校就可以開除你，這個嚴格到即使這一次的程序批了，下一次做實驗的時候把小白鼠換成小黑鼠，就要重新走一遍倫理流程，改任何一點都要重新審批。

　　北青報：我們國家是什么樣的？

　　邵峰：我們現在是這樣的，我們各個學校也有倫理委員會，醫院也有。要做一個實驗，我們也要做倫理審批流程，我們的實驗不涉及人，都是用動物做實驗，所以倫理這些東西其實沒有西方那么嚴。

　　北青報：那如果把這個審查加嚴呢？以最高的規格來要求，是否就能避免基因編輯？

　　邵峰：這個東西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些不必要的嚴格規范，對研究又有影響。我們現在打造科創中心，科研水平的提升很重要。像我知道新加坡做小鼠實驗的規定是，任何實驗，最終都不能導致小鼠死，要讓小鼠死必須是人為的促死，但不能是實驗直接導致它死亡。但我們國家沒有這個規范，小鼠在實驗室死了就死了，因為有時候就是要看，這個藥我打了五只，它會死多少只，要做這個統計。但新加坡不可以，只能在小鼠要死沒死的時候，人為地去促使它死。這就是他們的倫理規范。

　　北青報：這其中的差別在哪？是倫理的界定問題？

　　邵峰：這就是他們的倫理界定，但這樣的規定也造成了科研人員一定的困擾。但就是有這種倫理規定，它是有戒律的。所以為什么國外實驗室很少有人做猩猩、猴子這些靈長類的實驗，因為靈長類和人最接近，所以涉及的倫理規范更高，就是限制你做。

　　“基因編輯在沒有建立規則時不能做”

　　北青報：在沒有規范形成的背景下，如果是對體細胞進行基因編輯，這件事危害大么？

　　邵峰：這個不像新藥的研發。比如我們要研發一個感冒藥出來，這一套程序是很成熟的，你得一步一步審查。現在對體細胞進行基因編輯，雖然有些西方國家是可以的，但是國內基因治療過程還沒有形成這一套規范，它是細胞治療，這樣的科技手段并不像藥物，比如藥監局批了藥就是安全的，咱醫生就可以用藥了。但基因治療有沒有效果不好說。作為新生事物，要建立一整套流程，也需要專業的人來配合做這個事，說白了因為都是新事物，很多人也不了解怎么才合適。換句話說，現在都還沒有足夠多的專業的人可以來給這件事立規矩。

　　北青報：您的建議是什么？

　　邵峰：沒有倫理的立法是肯定不行的。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這件事，希望會推動中國生命安全的立法。關于生命醫學的倫理立法，我們也寫了相關的報告。因為這個門一旦打開了，非常可怕。

　　人物介紹

　　邵峰，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學術副所長。邵峰帶領的團隊，在病原菌入侵和人體防御機制的研究方面，領跑全球，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尖期刊上頻頻亮相。2016年，邵峰曾就韓春雨基因編輯技術研究遭質疑事件，向河北科技大學校長致公開信，建議河北科技大學按照國際慣例啟動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