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投票已經結束一個月，對于此次選舉的反思已經開始。或許特朗普始終不能釋懷的是，他比2016年籌得更多的競選捐款，甚至得到更多的普選票支持，但仍然不能成功連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大選已經成為燒錢的政治游戲，而普通民眾在其中的發言權越來越小。
毫無疑問，美國的選舉政治實質上是圍繞金錢的政治游戲。盡管有學者指出，民主選舉本質上是候選人的個性與觀點之爭。但是，選舉中讓普通民眾了解候選人的唯一途徑，卻是后者發出的信息能夠有效傳遞到選民。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候選人花費大量金錢，用于打廣告、創建和營運網站、雇傭工作人員、舉行集會和見面會，乃至邀請媒體報道等。所以，雖然籌款最多不一定能保證候選人最終獲勝，但籌不到款或者資金鏈斷裂的參選人不可能在選舉中走到最后。
事實上，逐年遞增的選舉花費證明美國的選舉正在異化。
2012年大選時，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參加總統初選的入門費用已經高達1億美元，而當時兩黨候選人總共籌集的競選經費已經超過23億美元。其中，民主黨和奧巴馬共獲得捐款11億美元，共和黨與羅姆尼獲得11.8億美元，這是美國史上兩黨候選人首次募款雙雙超過10億美元。
到2016年大選，希拉里·克林頓與特朗普的競選花費加上國會選舉的費用已接近70億美元。這其中，希拉里和民主黨籌款13億美元，而特朗普與共和黨僅籌款7.95億美元。希拉里雖然獲得史上罕見的巨額政治捐款，但是仍在大選中敗落，這成為她選后始終“意難平”的重要原因。
那么2020年的大選呢？根據美國媒體不完全統計，今年兩黨候選人的選舉花費預計超過140億美元，為2016年大選的2倍和2008年大選的3倍。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FEC)網站統計，截至10月14日，特朗普競選團隊收到競選捐款6.01億美元，拜登團隊收到競選捐款9.52億美元。此外，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邁克爾·布隆伯格籌得競選資金11.21億美元，值得說明的是，布隆伯格此次競選純屬自掏腰包，數據顯示，他自己拿出的競選資金為10.89億美元，而別人的捐款僅為3千萬美元。布隆伯格今年的參選純屬“為太子陪讀”，起初雄心勃勃，最終倉皇敗落。
除去競選花費的不斷攀升，兩黨候選人相互“扔泥巴”、進行人身攻擊也成為輿論詬病“美式民主”的原因之一。按理說，雙方的天價花費應當用在介紹個人的政策理念與主張上，使得選民更好地了解候選人，以便投下手中“神圣一票”。然而，美國大選中負面廣告的份額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持續攀升。新世紀以來由于兩黨對立加劇，在平面媒體和互聯網上的負面廣告來勢更加兇猛，經常以抹黑對手或含沙射影地污蔑競爭對手為主。
《華盛頓郵報》報道，在2016年大選中，希拉里花了1.2億美元攻擊特朗普，而特朗普則花了3.76億美元反擊。數據顯示，今年8月拜登陣營在電視廣告上支出6550萬美元；與之相對，特朗普陣營僅在總統的臉書賬號廣告上就支出440萬美元，同時還投放1300萬美元的谷歌廣告。但據稱，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廣告中約一半是負面廣告。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美國大選中小額捐款的增多意味著美國民主得到改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小額捐款的增加看似使得利益集團對美國選舉的影響力減弱，但實際上為兩黨候選人捐款最多的人高度集中在少數富裕階層，而他們也最終成為新政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美國響應政治中心”數據顯示，2020年大選中，拜登獲得的政治捐款中，小于200美元的小額捐款僅占38.8%，而超過200美元的大額捐款則超過61%。同樣，特朗普獲得的小額捐款也僅占總額的45%，而大額則占54.7%。
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曾以2012年的大選為例，說明能夠無限制地籌集競選資金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PAC)的出現，已經使選舉從“為民眾服務”異化成“為權貴服務”。當年，小額捐款的總數僅為SPAC籌款的60%，而132位大額捐款者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誰花的錢多，誰的聲音就更大，而普通民眾的發言權卻被忽視，金錢政治的弊端在此暴露無遺。
張志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