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李 賀攝
"> 12月16日，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舉行。圖為與會各國專家學者在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進行學術考察。
新華社記者 李 賀攝
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供圖
"> 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長李新偉（右二）和該院工作人員在安蓋洛卡斯特龍進行遺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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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寨溝遺址考古隊隊員于有光在陜西清澗瓦窯溝墓地M8號墓葬清理車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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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旭供圖
"> 不久前，張旭（右一）在福建福州牛頭山考古遺址現場清理并提取古代人類骨骼。
張 旭供圖
新華社記者 潘昱龍攝
"> 在牛河梁遺址博物館拍攝的展品玉豬龍。（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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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寶山積石冢遺址隨葬玉器出土現場。（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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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我們來到這里的，除了古代中國豐富的物質遺存之外，更有近年來中國充滿活力的考古學研究。”2013年，參加首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的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這樣說。
那一年，共有28個國家和地區的70余位考古學家和100多位來自國內研究機構和大學的考古學家參加了論壇。
10余年過去，國外考古學家表達對中國考古的贊賞時，仍使用了類似觀點。今年舉辦的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以下簡稱“世界考古論壇”），主題聚焦“技術、社會與考古學”，共有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圍繞科學分析與測年技術、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聚落形態與城址考古、考古學的學科性和方法論、數字與計算考古、文化遺產保護與公共考古等議題展開研討。
四項中國項目榜上有名
全球范圍內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的展示是世界考古論壇的重要組成部分，展示項目強調新思想、新理念和創新性，強調對當今世界和人類共同未來的重要性，以此推進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知識創新，提高公眾對考古學重要性的認識，促進對世界考古資源和文化遺產的保護，推動更加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在剛剛閉幕的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揭曉和展示了22項全球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與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來自中國的“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和“陜西清澗寨溝遺址”，被列入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展示項目。
“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賈笑冰團隊牽頭，遼寧、內蒙古、河北三省區考古文博單位和高校共同參與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近年來取得了重大收獲，從不同層面展現了紅山社會的發展。
“從紅山文化繁榮階段的典型代表牛河梁遺址到位于桑干河流域的鄭家溝遺址，再到新近發現的東山頭遺址、三家東北遺址、元寶山遺址，以及生活居住類遺址馬鞍橋山遺址等，其考古新發現擴展了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內涵，共同展現了立體化的復雜社會的圖景，為認識‘古國時代’紅山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組織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資料，揭示出中國北方地區社會復雜化的獨特路徑。”賈笑冰說。
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的清澗寨溝遺址地處陜北黃土高原腹心地區。2022年啟動考古發掘工作以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從根本上刷新了學術界對商代晚期黃土高原地區文明進程的認識。遺址內發現了大面積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灰坑、陶范等不同功能遺存，散布在相鄰的11座山峁上，是一處規模巨大、遺存豐富、要素齊全的商代聚落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張旭博士主持的研究項目“從聚合到融合：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人群互動”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團隊的研究項目“分子考古學研究：繪制東亞十萬年來人群遷徙、演化與適應圖譜”，則被列入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項目。
張旭的研究聚焦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古代居民的人群構成情況。研究結果顯示，在東周時期，該區域并非單一文化或單一族群的活動空間，而是多個來源不同的人群長期共存的區域。“通過開展區域性案例研究, 證實了該地區不同人群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 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 特別是戰國中晚期該地區農牧經濟人群的進一步融合，更是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和吸納力, 并最終發展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鞏固、發展的重要基因。”張旭說。
分子考古學作為考古學、分子生物學與生物信息學等多學科交叉形成的前沿領域，通過提取分析考古遺存中的古DNA與古蛋白質等生物大分子信息，可以重建人類及其伴生物種的演化歷史。付巧妹團隊主導開發的古核DNA捕獲技術、設計關鍵位點探針及攻克酸性土壤中DNA超微降解難題實現了規模性古代人類全基因組研究。他們成功獲取了多個關鍵時期的人群遺傳數據，并將這些數據與考古文化序列、年代框架和古環境背景進行綜合分析，從而構建起一幅跨越十萬年的東亞人群演化動態圖景，進而闡明了東亞舊石器時代人群多樣性和適應性機制、中國史前人群南北分化和主體連續的演化框架等。這些研究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及人類與環境的互作機制提供了演化實證。
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翻開世界考古論壇的會議手冊，報告之多、范圍之廣令很多參會者驚嘆。數據顯示，論壇期間，共有11場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展示報告、11場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報告、10場主題演講、4場面向公眾的考古講座、12場展示中國最新田野發現與研究成果的報告，以及近150場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術報告。
“這種多樣性不僅是形式上的安排，更體現了論壇的核心理念，要理解技術與社會，必須觸及多樣的材料，才能更清晰地看見人類未來的共同方向。”世界考古論壇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松說。
參與中國—羅馬尼亞聯合考古項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員溫成浩在論壇期間的一項工作是對接外國學者。“我覺得，今年國外嘉賓的發言涵蓋主題十分寬廣，幾乎涉及技術與社會這個大會主題的各個方面，并且都是他們團隊過去幾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大家因考古這個共同的語言相聚到一起，交流坦誠且有深度。”溫成浩說。
德國考古研究院的斯文德·漢森教授分享了他和團隊近十年來研發的“世界技術電子地圖項目”，即通過動態地圖呈現人類早期歷史上重大與細微的技術創新，比如車輪和馬車的最早證據發現于何處？這些關鍵技術如何在隨后的數千年間傳遍歐亞大陸？“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可以在電子地圖中快速找到。”斯文德·漢森說，“電子地圖并非現有地圖的簡單匯集，而是一個基于最新研究成果構建的數據庫，其中匯集并經嚴格評估的創新證據可以按需生成多樣化地圖。它作為一種啟發式工具，不僅可以整合已知內容，還有助于考古學者揭示證據間的內在關聯。”
巴黎圣母院的修復進展一直吸引著世界目光。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突發火災，屋頂和尖塔等結構損毀，但主體建筑得以保存。歷經五年修復，巴黎圣母院主體建筑于2024年12月重新開放。在此次論壇上，法國國家預防性考古研究院考古學家克里斯托夫·貝尼耶帶來了巴黎圣母院災后新發現。據他介紹，2019年以來，巴黎圣母院的考古工作形成了涵蓋該遺址完整歷史的海量數據，核心成果包括中世紀唱詩班屏風的發現，系統記錄復雜的墓葬布局，古代建筑遺存的再評估，分析坍塌遺存等。“這些發現重塑了我們對巴黎圣母院的考古、宗教儀式、喪葬及建筑歷史的認識，為該建筑的學術解讀與未來的公眾展示奠定了基礎。”克里斯托夫·貝尼耶說。
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考古學教授及人類學系副主任劉歆益將目光投向了“考古智能”。在他看來，在人工智能時代，另一種形式的“AI”，即考古智能，具有重要意義，“人工智能常常從非歷史途徑汲取靈感以構想未來，而考古智能則將這種愿景置于歷史情境之中：培養對他人的同理心并促進對多樣性的尊重”。
考古學界的全球對話
正如施勁松所說，從田野考古到實驗室科學，從理論創新到遺產保護，從學術研究到社區合作，世界考古論壇跨越了地域與方法的界限，推動了考古學界的全球對話。
在本屆世界考古論壇上，賈笑冰關于“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的介紹引起了澳大利亞、秘魯等國學者的關注。“澳大利亞學者覺得這個項目非常有意思，對我提到的體現人類早期信仰的考古新發現很感興趣。秘魯的學者也關注到了相關遺址出土的跟祭祀行為有關的一些遺物，希望將來可以做一些比較研究。”賈笑冰說。
而賈笑冰也對俄羅斯學者分享的《青銅時代的紡織技術：歐亞草原與高加索地區的比較性研究》、土耳其學者分享的《美索不達米亞北部最早定居狩獵者的新證據：格雷菲拉遺址所揭示的社會組織與公共建筑》感興趣，“無論是中國學者的研究還是國外學者的研究，都有助于我們整體看待世界文明體系”。
在賈笑冰看來，世界考古論壇是一個重要的窗口，“通過這一窗口，我們跟國外學者溝通交流，國外的學者也可以通過這一窗口來觀察中國考古的發展現狀，這是一次難得的互動”。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羅泰在論壇期間到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實地探訪，驚訝于中國考古同行發掘方法的先進：“我們知道，貝丘遺址發掘難度很大，而這里發掘得這么精細、齊全又保存得這么好，是很難得的。”
來自英國的馬克·潑拉德教授很早便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78年在約克大學博士畢業時，他在一場學術會議上結識了牛津大學考古學和藝術史實驗室當時的主任愛德華·豪爾教授。“他不僅是科技考古學方面的專家，也是中國瓷器的愛好者。由于我對這一學科的強烈興趣，他便將我招募至實驗室進行中國古陶瓷技術和來源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此后我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從事著與中國和科技考古相關的工作。”馬克·潑拉德說。
1982年，馬克·潑拉德首次造訪中國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此后，他便積極投身中英兩國的學術文化交流。2014年起他帶領來自多個國家的團隊開啟了“歐亞大陸古代金屬的流動”的宏大研究計劃，中國是主要研究區域之一。
馬克·潑拉德此次分享的正是該項目的相關研究——“商人如何控制金屬供給——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鉛的來源流通問題”。
而給馬克·潑拉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清澗寨溝遺址的新發現，“寨溝遺址有如此豐富的物質文化以及如此獨特的出土器物，考古材料的豐富讓我驚呆了。由此，我認為關于早期中國發展的敘事，可能要更為復雜。中國考古學也有無限可能，這是一件很棒的事”。
談到中外考古學界的對話，馬克·潑拉德告訴記者，世界考古論壇是一個難得的可以了解世界各地考古學研究現狀的一個平臺。“這非常有趣，也有助于我們拓展研究視野以及更好地理解世界。”
馬克·潑拉德也希望能很快再來中國，去他一直關注的敦煌。
參與人類文明的共同敘事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
202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隊赴羅馬尼亞進行考古發掘，在以彩陶著稱的庫庫特尼文化多布若瓦茨遺址，發現了公元前1450年的炭化黍粒。黍是起源于東方的馴化作物，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黍距今8000多年，出土于中國北方地區。距今4000多年前，小麥傳入中國，并逐漸成為中國北方的主體農作物，中國農耕文明從此形成“南稻北麥”的新格局。這樣的考古發現表明，世界各地最早馴化的農作物雖然不同，但馴化農作物都帶來了農業和定居生活，隨后各區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各自的文明。不僅如此，黍與小麥的傳播，還是三四千年前全球化的例證，物種與技術的遠距離流傳，將散居各地的人群聯結在一起，共同推動了文明的進步。
施勁松以上述考古成果為例，來闡明：“放眼整個世界，我們不難發現，各區域的古代文明都呈現出一幅共性與差異相互交織的圖景。”
論壇前五屆設立的主題分別為“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文化交流與文化多樣性的考古學探索”“水與古代文明”“城市化與全球化的考古學視野：人類的共同未來”“氣候變化考古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在文明互鑒視野下的世界考古學所思考的深刻問題，它們既與世界每個區域古代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密切關聯，又表達了全世界考古學家對當今時代的共同關切。”施勁松說。
交流和對話，并不止于論壇。
自2018年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旅游與文物部共同組建的首支中埃聯合考古隊，在盧克索市卡爾納克北部孟圖神廟遺址區內進行發掘與研究工作。據中埃聯合考古隊隊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偉介紹，經7個考古季度的工作，目前考古隊全面揭露出孟圖神廟南部地區的多座建筑遺跡，并發現帶有銘文浮雕的建筑殘塊，為研究和完善孟圖神廟的布局和發展演變等問題提供了新的考古證據。
賈笑冰是中埃聯合考古隊中方負責人，剛從埃及回京不久，準備2026年1月回到埃及繼續開展考古工作。他至今記得第一次到孟圖神廟感受到的“震撼”。“埃及學、埃及考古學和中國考古學都有很深的積淀，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我跟埃及的同事說，我們有我們的理念方法、學術傳統，用新的視角和切入點來看待埃及傳統的考古學材料，可能會有新的突破。最終，我們形成了一個雙方都認可的發掘工作系統。”賈笑冰說，“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也需要深入到其他文明，深入地、徹底地了解它、研究它，把它講明白，相互比較，這樣有助于形成我們自己的考古學話語體系。”
“去年11月7日，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臘雅典正式成立。”在論壇上，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長李新偉回顧了該研究院成立1年來的情況，“研究院組織舉辦‘中希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和而不同，美美與共’、‘開啟東西文明互鑒之門’研討會、‘從中國到希臘——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暨中國考古學新進展’學術研討會等重要學術交流活動，不斷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
“目前，研究院確定在希臘西部埃托利亞地區安蓋洛卡斯特龍遺址開展首個考古項目，并已向希臘文化部遞交項目申請，計劃2026年度進行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李新偉說。
李新偉表示，考古學研究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最豐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項目實施以來，我們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道路以及突出特性，已經有了深入認識和新的理論闡釋。中國考古學家已經走向世界，在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美洲中部文明的核心地區開展工作，逐步具備了文明研究的全球視野。“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即將在希臘開展考古工作，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地獲得第一手資料，開展原創性研究，形成自己對西方文明起源、發展和特性的觀點。可以預見，中國考古學不僅要講述中華文明的故事，而且要以可信可敬的學術形象，參與人類文明的共同敘事。”李新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