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舉國上下正在開展各種紀念活動。雖然改革開放已逾35年，鄧小平逝世也已17年，但這位世紀偉人所留下的豐厚政治遺產及改革思維至今非但沒有過時，而且依然蘊含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在我看來，“大膽”和“求實”，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兩個特點。反映到施政上，鄧小平生前說得最多的兩個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便是他的改革思想之立足點。用官方話語來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當中國百年現代史走到20世紀70年代末時，留給鄧小平的是一個經濟社會瀕臨崩潰、各種矛盾隨時都有可能總爆發的危險的爛攤子。更為棘手的是，鄧小平還繼承了一個被極左路線的條條框框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思想和輿論環境。但正如我們后來看到的，鄧小平憑借著其超凡的勇氣和智慧，將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的命運從危機的懸崖邊上挽救回來，并一路走上高歌猛進的正確發展道路。

　　因為現實政治的需要，改革之中，鄧小平也作了不少妥協。但35年后回頭再看，令我們印象深刻不是他所作的讓步，而是他在改革中突破保守思維的勇氣和智慧。這就是鄧小平的“大膽”，或者說“解放思想”的一面。

　　然而，鄧小平的“大膽”和“解放思想”絕非不負責任的天馬行空、憑空想象，他所有看似冒險的突破，無不建立在對社會現實腳踏實地的了解和深入細致的分析基礎上。這就是鄧小平“求實”或“實事求是”的一面。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從來沒有、也絕不會從書本知識或固有的意識形態出發，關在辦公室里“設計”出一套看似完美無瑕的政策方案。鄧小平推行的所有改革，幾乎全都是民間局部實踐探索取得成功的經驗經過總結和提高后，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高層次上的全面鋪開。因此，這些改革舉措必然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深厚的民意基礎和切實的可操作性。而鄧小平的“大膽”和“解放思想”體現在：只要經過調查研究認為這些突破創新是有益的、可行的，他就會全力推動國家制度、法規、政治的調整，以便為它們開道、護航，哪怕這種調整需要牽涉到再多的關系、冒再大的風險。

　　基于這種“實事求是”的分析，鄧小平在其生前“大膽”地提出了中國的基本國策，提出在國內問題上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臺港澳問題上，堅持和平統一方針，“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后更加不可能變；在國際問題上，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國內的改革開放贏得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即便身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有專門就“何為改革”下過一個理論化、系統性的定義。但從他大量的言論和實踐中，我們還是能夠比較完整地梳理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準確的改革概念的。概括地說，鄧小平發起的這場偉大改革，就是要全面改變來自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改變一切由國家大包大攬的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舊制度，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自主性和積極性，讓老百姓自由地追尋和創造屬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縱向的“放權”與橫向的“分權”就是改革所必須經歷的制度調整。時至今日，簡政放權依然是 “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

　　雖然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這絕不意味著這場偉大的改革，從一開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里構思好、下發給全國人民去執行的。事實上，這位“總設計師”幾乎沒有憑空“設計”過任何一項具體的改革舉措。換句話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設計-執行-反饋”的機械過程，而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試驗-總結-推廣”的能動過程。鄧小平曾說，“中國改革的發明權屬于中國農民”。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內心中對這場改革的性質的清醒認識：改革是無數默默無聞的渺小行動主體分散地在各自的局部發揮冒險精神、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的探索和試錯過程。

　　我認為，“底層探索”與“非整體規劃”是中國30多年改革的兩個標志性特征。的確，目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需要更明確的頂層設計和整體協調”，但推動改革的動力來自民間，改革不是依據理論的憑空想像，而是結合現實不斷探索和實踐的結果。

　　改革開放35年以后，當我們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誕辰時，許多人都熱切地盼望一場新的改革開放的到來。那么，讓我們稍微回憶一下，35年前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時最先做的是什么？是解放思想！

　　沒有思想解放，就不會有現實中的改革開放。同樣，沒有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就難有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我們這些后來人，應該繼承他突破一切框框的勇氣和智慧。當年為了鼓勵各級干部群眾解放思想，鄧小平不止一次地呼吁“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大膽試、大膽闖”“不要陷入姓資姓社的爭論”……

　　而最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雖然已經過去20多年，卻仿佛猶在耳邊：“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陳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