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選修課把我們坑慘了。”西南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李佳(化名)嘆著氣說。

　　在學校的另一頭，西南大學教務處文化素質教育辦公室科長歐國凡一邊整理著5000余份考卷，一邊皺著眉頭感慨，“現在有的學生，真是令人寒心。”

　　讓他們煩心的，是被稱為“讀名著拿學分”的西南大學《名著閱讀》通識選修課。從3年前飽受爭議到逐漸被認可，歐國凡本以為課程已步入正軌，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今年這次考試，竟變成了學生和老師間“斗智斗勇”的鬧劇。

　　“斗智”的考試和無奈的老師

　　2012年9月，西南大學頒布了《西南大學本科生閱讀名著考核與管理試行辦法》，其中規定，選修學生需在學校專家推薦的120本(種)、11類書籍中選擇10本進行精讀，通過考試即可獲得兩個通識教育學分。

　　試卷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寫出自己所選10本書的書名和作者；第二部分需任選其中一本寫出主要內容。而真正令李佳和同學們發愁的是第三部分——每個考場會指定考生共同選擇的一本書，考生需據此撰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讀后感。

　　李佳解釋說，由于之前不知道會“被選擇”哪本書，所以如果沒有認真讀完10本書，第三部分就可能完全動不了筆。然而直到考試前，李佳只讀完了兩本，身邊的好友也大都沒有完成課程要求的一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告訴記者“通關”的“秘訣”：一間考場只考一本書的讀后感，意味著同考場考生的書目里肯定有共同的一本，只要在考試前找到同考場的同學，再核對各自的書目就能縮小范圍。

　　事實上，這個“玄機”，很多同學早已發現，甚至已經研究出更為具體的應對辦法。

　　李佳在某“前輩”的邀請下，加入了一個QQ群，群里497人清一色用考場號為名，以方便大家交換書目，甚至有“熱心人”發布出自己整理的各考場可能考到的書目。最終，李佳鎖定了自己的考試用書——《古文觀止》。

　　5月23日上午，當李佳信心滿滿地走進考場，平靜地等待一場“預料之中”的考試時，劇情卻發生了“神反轉”。

　　監考老師在觀察大家基本完成了第一題后，突然隨機指定了一個序號，要求考場內的所有考生按照第一題中自己在該序號上所填寫的書目撰寫讀后感。

　　李佳所在考場指定序號是7，她原本準備好的《古文觀止》也變成了《羅馬帝國興衰史》。“當時大腦中一片空白，前十分鐘硬是一個字都沒憋出來。”李佳承認，自己只好亂寫一通。

　　歐國凡告訴記者，因為考前學校獲知了相關信息，所以老師們在前一天晚上緊急開會商討出這一對策。

　　盡管如此，被考生“鉆空子”的行為還是防不勝防。據監考老師反映，在第二場考試時，有人收到了前一場考試同學的“通風報信”，在寫10本書的書名時用鉛筆寫，待老師宣布序號后擦掉，再替換成自己提前準備好的書。

　　考試中，有學生棄考離開考場、或是堅持使用鉛筆作答。歐國凡和監考老師在辦公室和學生談心，勸他們返回考場繼續答題。“其一是不想影響其他考生考試，另外，本來鼓勵大家讀書是件好事，我不想它變成學生和學校間的對抗。”

　　歐國凡說他和同事們正在“研究”兩個問題：一是怎么處理好這次考試引發的騷亂，二是如何將這門課程的程序和制度繼續完善。“但我們還在思考一個問題，該如何讓學生們發自內心地喜歡讀書、愛讀書，而不是當作一種任務。”

　　活動、考試和手機瘋狂擠占讀書時間

　　大半年過去，連10本書都沒有讀完，李佳也有自己的苦衷。“其實我也算個文藝青年，高中讀了不少書。但剛進大學那會兒，一股腦加了好幾個學生社團，大部分時間貢獻給了各類活動。”久而久之，李佳發現自己的生活被分割成了碎片。“經常是拿起一本書，又碰上各種事情。”李佳有些無奈，一年來，除了教材，她一共讀了5本書。

　　而對于在北京讀書的劉欣然，讓她感到無奈的事則更為現實。

　　劉欣然是中國地質大學科技英語專業大三的學生。 “正面臨著一個抉擇”的她“根本沒有心情看書。”她想考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科技類英語專業碩士，以便將來有更多更好的機會留在北京。

　　每天在圖書館里坐到腰疼，面對著成摞的專業書和習題，劉欣然形容自己“每天回到宿舍之后就有一種大腦被榨干的感覺”。晚上回到寢室，她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或電腦看看電影和綜藝節目。“大家都累，沒人愿意在讀書上消耗腦力了。”

　　不僅考研、考試、上課填滿了她的大部分時間，考證也分散了她很多的精力。已經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專業四級的她正在為專業八級證書而奮斗。

　　“考研結束后，我還要試一試人事部的口筆譯證書。”在她看來，北京的競爭很激烈，沒有這些東西來證明自己就沒有底氣。

　　除了社團、升學、求職的壓力，手機也悄悄“偷走”了大學生們的時間。

　　接受采訪時，中國傳媒大學俄語系的方慶喬正在備考期末，但她坦言，即便是在期末，自己這個“手機重度依賴癥患者”也會經常刷手機。她告訴記者，自己每天睡覺前肯定會刷手機，看看微信、微博和各種新聞客戶端的推送。她開玩笑地說道，“現在每晚不被手機砸兩次臉都不習慣入睡了。”

　　不僅如此，早上醒來之后的第一反應也是拿起手機，課間會刷，遇到不喜歡的課，有時會看上幾乎一節課。“感覺自從有了手機之后，都沒有閱讀的耐心了。”在上大學前，方慶喬曾給自己設定過每周一本書的目標，“可惜從沒實現過。”

　　2012年，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原院長、博士生導師芮必峰發微博稱，規定研究生3年讀100本書才算及格，300本則是優秀。這個規定曾在網上引起爭議。有網友評論說，“這是讓學生翻書還是看書？”

　　芮必峰則對這些質疑聲不以為然，他當時回應稱，他算了一下，是3.6天一本書。一天8小時睡覺、2小時吃飯，研究生上半天課4個小時，剩下10個小時刨掉兩小時上網、談戀愛的時間，還剩8小時。3.6天就有30個小時，20萬字的書讀下來沒有問題。

　　大學生的理想空間不該被現實擠壓

　　“在我們那個年代什么也沒有，能夠接觸到的媒介只有書。”芮必峰清楚地記得，自己進入大學時，安徽大學圖書館館藏有限，許多經典讀本成了當時學生們爭相借閱的寶貝。

　　某天晚上，現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陸林從父親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湯達的名作《紅與黑》，芮必峰便趕忙借來，并約定好第二天下午就要還。他算了算時間，便和其余6個室友約好，每人只能看兩個小時。滿兩個小時后無論如何都要傳給下一個人，他們晚上通宵達旦地在路燈下讀完了書，一直到次日下午兩點。

　　南開大學文學院傳播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劉運峰同樣感慨，1983～1987年自己在南開大學讀本科，學校給每人發放4張借書證，每張借書證只能借一本圖書。而只能外借4本書根本滿足不了同學們的閱讀需求，他們只能盡量多地在圖書館內閱讀，“所以，如果不在開館之前就排隊占座，基本很難搶到位置。”

　　劉運峰說，那時候如果有人在寢室里待著“是一件非常讓人看不起的事，會承受很大的壓力，會被人認為不求上進。”

　　2015年6月30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525名在校大學生開展了一項調查，覆蓋了27個省(區、市)。調查結果顯示，從去年6月至今年6月，除去教輔書籍，37.15%的大學生閱讀圖書量低于5本，其中6.13%的人課外閱讀量為0。

　　而第十二次中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我國成年國民綜合閱讀量為7.78本。

　　芮必峰在采訪中直言，“我有切膚之痛，現在考上來的學生，一些基本上只讀教科書，課外的、真正的經典讀得太少，這是現在所有學生的通病。”

　　芮必峰還認為，這與應試考試制度和社會環境有關，“整個機制太急功好利，只訓練如何應試。”同時，他覺得，現在大學生的理想空間被現實擠壓，陷入階段性的混亂在所難免。

　　劉運峰則認為，大學生大可不必被就業形勢綁架，即使從就業的現實角度考量，讀書帶給人的思辨、表達和文字功底依然會是人才市場上受人追捧的要素。現在大學生都有文憑和學歷，真正可以讓學生得到認可、在工作崗位上脫穎而出的恰恰是通過讀書沉淀下來的能力。

　　“有些事兒功在事外。”劉運峰說，廣泛的閱讀對專業學習也是有益的。“就像建筑學最終要掌握的是文化和審美，醫學最終面對的不是疾病而是人。專業的理念和人文關懷依然需要在書中獲取。”

　　“人為什么要讀書？并非只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芮必峰說，他并不反對功利性的讀書，因為書只要堅持讀下去，自然而然地就會“達成人生的修煉”。但更重要的是人生境界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