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間反傳銷機構應定位于半公益機構，既要有公益屬性，又要考慮到其生存問題允許適當收費

　　□　張海英

　　從2006年起，各類反傳銷協會、網站、聯盟等民間反傳機構開始出現，這些機構多由一些曾經深陷傳銷的人員所創辦，接受解救被困者和反洗腦的求助。起初的一片公益熱情在遇到經費困難的現實后，他們無奈選擇收費運作。然而，這些機構收費無標準，高低可差9倍(8月10日《新京報》)。

　　在各類傳銷組織難以禁絕的情況下，各種民間反傳銷機構作為執法部門打擊傳銷活動的補充，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然而，民間反傳銷機構卻存在不少問題，除了收費無標準外，還存在資質認定無門檻、反傳銷“專家”泛濫，以及翻墻入室、暴力逼問，身份不合法、違規經營等問題。

　　民間反傳銷機構多年來處于灰色地帶，盡管幫助了不少家庭解救出傳銷人員，對傳銷組織也是一種打擊，但其總是處于混亂狀態、灰色地帶終究不是辦法，比如翻墻入室、暴力逼問等做法涉嫌違法，有可能把自己送上法庭。再如收費無標準，可能會滋生暴利，損害求助者利益。

　　令人不解的是，民間反傳銷機構已經存在9年，至今仍未走出灰色地帶——有關部門既沒有主動將其納入監管，規范其操作，也沒有出臺制度給民間反傳銷機構合法身份。如此一來，民間反傳銷機構自然會野蠻生長，這個行業必然亂象叢生，存在多種隱患或者潛在風險。

　　首先，應該完善反傳銷制度，把民間反傳銷納入其中。盡管1998年發布了《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等制度。然而，反傳銷制度仍不健全，比如存在有關部門相互扯皮的問題，現有法規對于傳銷的認定、處罰過于簡單。

　　尤其是，反傳銷制度忽略了民間反傳銷，既沒有賦予民間機構合法地位，也沒有規范其操作行為。也就是說，立法時忽視了民間反傳銷機構的存在。鑒于傳銷活動今天仍很普遍，筆者認為，要么完善《禁止傳銷條例》，要么制定反傳銷法，總之，制度上要對民間反傳銷機構及其活動進行規范。

　　其次，對民間反傳銷機構進行準確定位。據悉，2006年至2008年民間反傳銷機構更像純公益機構，不收取任何費用，被解救者自愿給錢。但由于民間反傳銷會有不少支出，純公益是無法走到底的。同時，收取高額費用意味著其變成了純商業機構，也不值得提倡。

　　筆者建議，對民間反傳銷機構應定位于半公益機構，既要有公益屬性，又要考慮到其生存問題允許適當收費。再加上傳銷人員陷入傳銷組織，責任主要在自己，理應為解救行動承擔一定成本。同時，民間反傳銷機構彌補了政府反傳銷工作的不足，政府應該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支持民間反傳銷機構發展。

　　最后，執法部門應與民間機構聯手。有人把政府反傳銷部門稱為“正規軍”，把民間機構稱為“游擊隊”，這既道出了現狀，也說明官方反傳銷與民間反傳銷各有優勢，同時各有不足。只有聯手才能優勢互補、減少不足，共同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民間機構應當根據自己的特長，成為反洗腦者、傳銷情報員等，側重于唱“文戲”。工商、公安部門應該承擔現場解救的角色，側重于唱“武戲”，例如，翻墻入室、依法審訊等。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民間機構反傳銷的風險。換言之，民間反傳銷機構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制度要有規范。

　　除了加強制度規范、政府部門監管之外，還應該成立行業組織強化行業自治自律，比如說正式成立合法的中國反傳銷協會。過去成立這類協會需要找掛靠單位，從今年7月公布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來看，今后成立反傳銷協會應該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