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孫家洲教授的一封公開信在網絡上炸開了鍋。信中，孫老師聲明要和自己的碩士生郝相赫“斷絕師生關系”。郝相赫被“逐出師門”，當然不是因為偷練神功，和小師妹戀愛或被師弟陷害。說來也是咎由自取，他“公然”在朋友圈上對孫老師惺惺相惜的北大教授閻步克和人大教授韓樹峰出言不遜，稱閻老師是“垃圾”，這顯然帶有侮辱性。

　　郝相赫承認自己議論(從這點看，郝不太誠懇，“垃圾”已超出“議論”了)前輩是錯誤的，但辯解道，自己的言論發在朋友圈，對象是一些好友，而且他還屏蔽了不熟的人，能看到這些言論的唯一學者，就是孫家洲。一言以蔽之，他認為朋友圈是個私人空間，自己在這兒議論前輩固然不妥，但好像后果太嚴重了，自己有點冤。

　　似乎也有點道理。此事的對錯是非之所以有點模糊，是因為它涉及一個還沒有清晰答案的問題：在互聯網環境中，公與私的界限到底在哪。

　　20年前，您要是在家看黃片，被鄰居瞟到了，說不定就要公安局走一趟。但如今，誰要是因為在家看黃片被抓或被開除，肯定會是奇聞。因為這是私人空間中的私人行為，并沒有觸犯法律。如果說，人們現在對這種空間中的公私分界有一定共識的話，那么在網絡環境中，這個界限還十分曖昧不明。由此，人們對網絡言行的道德評價也多有分歧。

　　孫家洲和郝相赫顯然有分歧。郝認為我只是在私人領域抱怨，沒有太大的不良影響。但孫家洲卻在斷絕師生關系的公開信里說：“我當即發出公開評論，怒斥狂徒。”孫教授似乎認為朋友圈就是一個“公開”的空間。

　　范瑋琪和微博的部分用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分歧。微博比微信朋友圈的公共性強，但相比于大眾媒體，又私人化。在大閱兵之日，范瑋琪依然把這里當作曬孩子的私人化媒體。于是有些人不高興了，這可是舉國同慶，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日子，你就顧著曬娃？

　　從這些事件造成的后果看，郝相赫和范瑋琪對私人化表達的執著有點“一廂情愿”。師徒斷絕關系事件成為熱點后，郝稱閻步克為“垃圾”的朋友圈截圖到處流傳。如果朋友圈真的是私家后院，那很不幸，郝相赫晾在那兒的“內褲”被舉世傳送，萬人觀瞻了。

　　“一廂情愿”并非毫無道理，我們難道不能在網絡上開墾點自留地嗎？但關鍵是，哪里算是自留地。當有人要把你自留地里的私貨拉出去時，你是否有權阻攔？何以阻攔？是否所有見網的東西，作者都默認此為“公開”？

　　舍恩伯格的《刪除》一書論述了這種困境。在網絡的大數據環境下，“記憶是常態，遺忘是例外”，這是就時間而言；空間上也是如此，凡是你發到網上的東西，陳年的人人相冊也好，一條你認為只有好友才能看到的“朋友圈”也好，都可能被傳至意想不到的范圍，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郝相赫在回應里用的一個類比很有意思，他說自己的朋友圈言論被公開，像是飯局談話被偷拍。其實，這兩件事不完全一樣。在互聯網發聲，既不同于傳統的私人活動，也不同于傳統的公共活動。它的起點可能是私人性的，但由于互聯網技術的一些特質——信息能長期保存，廣泛傳播等，最終會有公共性的后果。比如聚會中的私聊，一旦被記錄為數字信息上傳到網絡，后果就不由個人意志了。

　　對看熱鬧的人來說，郝這種敢于冒出來的刺頭，孫這樣苦口婆心的舊式師長，以及躺槍的閻步克教授，他們除了“制造”新聞和談資之外，也讓人思考公與私，自由與自律的邊界。

　　郝同學，罵人是不好的。你實在憋不住了，別忘了有個東西叫“朋友圈分組”。至于這開溝筑壟分門別類的利器到底效用幾何，不妨一試。(程曼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