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0日電 題：中國司法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 直面人、權、錢

　　中新社記者 應妮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至今，這項“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改革已經穩步推進兩年。

　　是次司法體制改革摒除了小步快跑、從易到難的通常做法，直接步入深水區，推出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四項措施，直面改革中的“人”、“權”和“錢”等核心難題。

資料圖：1月11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批90名入額法官舉行集體宣誓，標志著云南省第一批員額制法官正式誕生，司法改革進入新階段。法官員額制，是按司法規律配置司法人力資源，實現法官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落實司法責任制的重要改革舉措。中新社記者 劉冉陽 攝

　　人往哪里去？

　　建立一支公正、廉潔和高效的司法隊伍，關鍵在于如何合理科學配置司法人力資源。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無疑是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頭戲”。其中，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改革，又是實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的重點任務。

　　員額制的核心，即法官檢察官員額數不超過中央政法專項編制的39%。這意味著原先辦案的部分審判員和檢察員、部分具有法官檢察官身份的行政人員，將要退出員額，不再具有一線辦案的資格。

　　正如官媒所評價的那樣，鑒于員額制改革是對司法人員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觸動了許多人的“奶酪”，因此它也被廣泛視為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中的“一塊最難啃的硬骨頭”。

　　吉林省在開展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許多檢察院、法院領導主動放棄身份，起到了表率作用。長春市九臺區檢察院政治部主任呼顯志作為改革的主持者之一，一方面給院里辦案能力不高的“老檢察”做思想工作，動員其知難而退，另一方面幫助和鼓勵高學歷人員、辦案能手成為員額內檢察官。最終，這個改革者“革”掉了自己的身份，成為一名行政人員。“改革有出才有進，當然也需要有人做出一些犧牲。”他說。

資料圖：工作10個月以后，蔣驊對于法官助理也有自己的“心得”。她總結，法官助理工作是否細致、是否全面，站在微觀角度，將影響法官審判工作是否能有序開展；站在宏觀角度，法官助理的工作則是連接審判效率和司法公正之間的重要紐帶。中新社發 李慧思 攝

　　權責如何定？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機關內部形成了一套行政化的工作機制，比如法院內部，案件由廳長、院長層層審批把關，由行政職位高的人說了算，造成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局面，不僅影響司法效率和公正，也難以追究錯案責任。

　　人員重新調配后，權責亦須清晰定位，構建權責對應統一的法官檢察官司法責任制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廣東省健全審判權運行機制完善審判責任制改革試點方案》，開出了“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法官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錯案如何追責，一目了然。

　　在廣東、上海、湖北、海南、吉林等第一批司改試點地區，大部分進入員額的法官、檢察官感到“責任大”“擔子重”。以前層層審批，心理上有所依靠。如今，司法責任制倒逼辦案司法人員須提高自身審判水平。

資料圖：2014年12月4日，中國迎來首個國家憲法日。當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舉辦“讓法治成為信仰”主題宣傳暨“12.4”公眾開放日活動。中新社記者 李慧思 攝

　　錢從哪里來？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機關與行政區劃對應設置，司法人員主要由地方管理，經費由地方財政負擔。這種情況下，導致司法權運行受制于地方，執法辦案活動易受干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公正。有專家直言，“去地方化”有助于減少地方對司法活動的不正當干預。

　　對此，試點地區積極探索建立省級財政部門統一管理全省司法機關財物的機制，湖北省從2015年1月起，全省法院、檢察院系統全部實施了財物由省級統一管理。青海省制定的方案明確健全財政保障機制，根據各地差異，采取“保高托低”方法，確保經費保障、待遇不低于改革前水平。

　　2015年4月，上海公布入額法官、檢察官薪酬調整水平，暫時按高于普通公務員43%的比例安排；青海省則計劃將法官、檢察官的平均工資提高50%；吉林、湖北等試點地區也將法官、檢察官待遇問題提上日程。

　　回溯過往，從2014年7個首批試點省市，到2015年5月再增加11個試點省份，再到2015年12月起在中國普遍開展試點，四項制度的夯實成為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石。

　　在此基礎上，剛剛結束的2016中央政法工作會議進而提出建立案件繁簡分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等，由是，2016年將成為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攻堅之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