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4月22日電 題：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的中國貢獻——紀念張彭春誕辰130周年

　　作者 孫玲玲

　　今年是中國教育家、外交家、《世界人權宣言》(以下簡稱《宣言》)起草者之一張彭春誕辰130周年。4月22日，由南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張伯苓研究會共同主辦“紀念張彭春先生誕辰130周年研討會”在天津舉行。

　　張彭春，字仲述，天津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南開大學教授，張伯苓的胞弟。1947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張彭春當選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直接參與了《宣言》的起草。在人權的國際對話中，《宣言》是通常被作為人權普遍標準而提及的文件，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過程中，張彭春作出了杰出的貢獻，通過他，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譽為世界人權體系的重要設計師。

　　“人權的觀念并不單獨屬于某一國家和民族，這是張彭春作為《宣言》重要起草者的貢獻，更是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中優秀人權觀對人類的貢獻，張彭春是中華文明的使者，也是世界文明的推動者。”會上，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伯苓后人張元龍介紹，在《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張彭春一直堅持《宣言》的內容必須涵蓋西方以外的觀點，并積極展示、貢獻了儒家思想與傳統文化中“仁”“德”“禮”“大同”“民為貴”等極具代表性的中國人權觀。

　　張彭春善于運用儒家經典的名言風格，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光芒。張彭春引用孟子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來表達中國人權觀，張彭春指出，歐洲于十八世紀首談人權，而中國哲學家則遠于兩千年前即具有此崇高理想。

　　“張彭春建議人權委員會秘書處花幾個月的時間研究一下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會上，南開大學教授、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表示“在參與和領導制定世界人權的過程中，張彭春展現出充分的文化自信。”

　　“他經常引用東方智慧和東方哲學，每次都成功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而且他借助其特殊的起草天才，能夠愉快地調整我們許多條款。”張元龍介紹，在史料中總是可以看到對張彭春這樣的評價，而這與張彭春的教育經歷密切相關，張彭春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少年時進入南開接受新式教育，青年時留學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并師從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教育哲學家杜威教授等攻讀碩士、博士，這樣的教育經歷，使他既保有中國文化底蘊，也通曉世界。

　　“張彭春指出，呼吁人們以兄弟情誼的精神彼此相待，這種態度與中國人強調禮貌和善待他人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當人類的社會行為上升到這一水平時，他才是真正的人類。”常健表示，張彭春一直致力于在多元文化中求同存異達成國際人權共識，這與當代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相通之處。張彭春在人權委員會工作期間，與其他民族文化一道，共同促進了《宣言》的形成。當時參與起草《宣言》的國家共有58個，涵蓋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起草過程長達兩年，最終《宣言》以48票贊成，8票棄權，無反對票獲得通過。在激烈碰撞、高度融合中產生的《宣言》通篇反映著世界各國文化、宗教和哲學對人、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包含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人權觀，可以說是真正的人類共同價值，對當今世界人權思想的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