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各地采訪戶籍制度改革時，眾多戶籍制度改革參與者和專家表示，取消城鄉二元體系的戶口性質劃分，統一城鄉居民戶籍性質僅僅是標志。衡量戶籍改革實際成效的關鍵還是在于各項配套政策的跟進與落實，即消除依附在戶口性質上的如醫療、就業、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差別待遇，真正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這也是實施戶籍改革最大的難點。

　　制度維權打消后顧之憂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正模認為，我國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將解決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長期以來社會保障與權利上不平等的現象，應進一步解決農村土地產權與農民財產轉移的問題，才能消除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

　　浙江省德清縣是最早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的地區。為了從制度上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打消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并真正實現農村居民“留鄉”或“進城”的自主選擇權。該縣提出了“先確權、再戶改”的改革思路。在取消戶籍性質劃分前，實施歷史遺留戶口問題清理，明確全縣每一名居民其戶改前的戶籍身份。通過對農村土地（山林）承包經營權、村集體資產收益權以及農村宅基地三項權益進行確權，實現農民可以在取消戶籍性質標識的情況下繼續保留其原有權益。明確了進城鎮落戶農民以取消戶籍性質前的居民戶籍備份數據為依據，繼續享受農村居民計劃生育政策待遇。

　　在江西省南昌市，當地在轉戶農民利益保障上只做加法、不做減法。一方面是充分保障轉戶農民既有利益，同時顯化資產價值，通過土地處置等配套機制，增加轉戶農民財產性收入。南昌市農業局農村經營管理站站長王群介紹，根據新規，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后，其承包的土地可采取保留、流轉、退讓三種處置和利用辦法。

　　陜西省則提出了對進城農民實行“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會保障”的補償辦法，對舉家遷入城鎮并自愿退出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農民，都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并使他們在城里享受與城市居民無異的社會保障。

　　轉移支付與市民化掛鉤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公共成本，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共同承擔。特別是政府要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建立與常住人口規模相掛鉤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形成“錢隨人走”、“錢隨事走”的機制。探索建立外來人口市民化專項基金，重點補貼農村轉移人口集中流入地區公共服務投入。

　　“農民市民化平均成本為10萬元，不僅包括養老、醫療、教育等成本，也包含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南昌市發改委副主任鐘堅介紹，隨著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南昌財政中的稅收收入、土地收益必將增加。政府可以將財政資金壓力攤薄到6年時間范圍內逐步消化，只要操作有序，完全處于政府財力的可控范圍內。

　　鐘堅認為，國家提出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可以通過選擇若干市縣開展新型城鎮化試點，重點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進行探索。“過去，我國主要以戶籍人口為依據進行資金經費劃撥，今后要加大省級財政統籌力度。進一步完善市縣轉移支付機制，在轉移支付中充分考慮非戶籍常住人口因素，逐步建立與市民化掛鉤的轉移支付制度。”鐘堅說，為降低政府負擔，還可積極引入企業、社會組織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等主體參與相關公共服務的生產。

　　浙江德清縣在試點戶籍制度改革時，在充分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和資源承載能力的前提下，按照“先易后難、量力而行”的原則，對條件成熟的16項政策進行了調整。“戶籍制度改革應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戶籍制度背后涉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再調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在現有的法律框架、政府財力、社會承受力背景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制度差別不可能一夜拉平，如果依靠強硬的行政手段干預人口遷移和制度調整，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后遺癥。”浙江省公安廳負責人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