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亞洲經濟增長率約為9%，目前已降到不足6.5%。從2011年開始，亞洲新興經濟體普遍陷入“外冷內熱”的兩難困境，亞洲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終結，步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除了全球經濟增速放慢，亞洲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終結還有自身的原因。第一，信貸驅動型經濟模式難以為繼。多年來，亞洲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驅動力是大規模的信貸投入，創造單位GDP所需的信貸規模（即信貸密集度指標）不斷上升。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一指標加速上升。第二，與信貸驅動相關的是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與加息預期。盡管美聯儲對年內是否加息還在猶豫不決，但這一趨勢不會改變。這可能對亞洲經濟帶來雙重沖擊：一是融資成本上升；二是資本流出加劇。根據相關國際金融機構的追蹤分析，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包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臺灣地區以及中國大陸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已經出現資本外流趨勢，外匯儲備出現了自1995年以來的首次減少。第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亞洲新興經濟體并沒有對自身經濟結構及時進行調整，而是普遍采取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致使政府與企業債務負擔加速上升。

　　盡管亞洲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終結，但仍然是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言，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已成為一個全球性趨勢。與以往世界經濟周期性下降不同的是，這一次亞洲經濟將不再是個例外。不過，與發達國家及其他地區的新興經濟體相比，亞洲經濟增長率仍然是最高的，預計總體將繼續維持在6%以上。雖然面臨融資成本上升和債務負擔加重的壓力，但亞洲多數經濟體的財政狀況與外匯儲備處在安全區間，這與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狀況完全不同。再考慮到亞洲新興經濟體大都是石油進口國（地區），將會從低油價中獲益，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很小。

　　為了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亞洲國家普遍認識到推動結構轉型、改革原有經濟運行模式勢在必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改革大都步入實質性階段。在印度，莫迪執政后，新一輪改革涉及一系列經濟領域，如外資進入優惠政策、改革土地征用法規、放寬勞工法對企業雇傭和解聘工人的嚴格限制、降低企業稅負、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分配機制等。在印尼，佐科上任后提出世界海洋軸心戰略，并以此為基礎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規劃，包括擴大對外開放、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在馬來西亞，納吉布政府計劃于2015年以降低燃油補貼為突破口，改革多年來財政紀律混亂、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局面。越南以改革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為優先任務，深入推進革新開放。即便是處于政治轉型期的泰國和緬甸，也在加快經濟改革步伐。

　　區域合作將為亞洲國家和地區內部改革與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比如，到2015年底，有關東盟經濟共同體的談判將完成，這有助于成員國內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加快貿易投資自由化步伐；到2015年底，由東盟倡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預期將進入收官階段，這將在更大范圍內加快本地區經濟改革與開放的步伐。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成為亞洲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亞洲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已成為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亞洲產業鏈已經把中國經濟與亞洲經濟有機地連接在一起。長期來看，中國新一屆政府已經啟動的經濟改革與新一輪全方位對外開放，將為亞洲經濟可持續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對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來說，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兩個共同的瓶頸：區域內最終消費需求不足與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之一是，從投資和出口驅動型增長轉向消費驅動型增長。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種轉型將為亞洲經濟提供強大的需求。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適應亞洲發展的多元性，特別是把消除貿易投資壁壘與互聯互通相結合，有助于克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瓶頸，有利于亞洲產業鏈整合升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