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31刊登題為《中國消費如何重要》一文，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中國業務局前局長黃育川。文章稱，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許多觀察家為結構調整沒有取得多少進展這一事實而嘆息。這些人堅持認為中國經濟應更快地轉向“消費驅動型”增長。他們堅稱，只有消費增長更強勁，經濟放緩的趨勢才可能被抑制，甚至扭轉。

　　文章稱，不過這種思維背后的邏輯是誤導性的。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隨投資和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與勞動力增加有關的程度較小。消費并不推動經濟增長。它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譬如，居民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約為35%——在所有重要經濟體中比例最低。然而，在過去十年里，剔除通脹因素后，中國的人均消費實際提高了約8%到9%——比任何其它發達經濟體快了好幾倍，而且是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不過它也不可能再進一步增加。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其消費更有可能下降。

　　重要的是消費增長隨時間最大化，而不是近期內其在GDP中的占比。

　　許多分析家把中國經濟增長不平衡歸因于利率和匯率的扭曲，認為它們抑制了消費，導致過度投資。不過消費在GDP中占比下降實際上是一個基本成功的城市工業化進程的結果。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證明了在不斷增加的投資的補充下，過剩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現代工業經濟如何導致經濟快速但失衡的增長。勞動力從勞動密集型活動向資本密集型城市工業活動的轉移可以提高企業及企業家獲利的比例。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辯稱的，這不需要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為代價，因為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消費比他們過去多了好幾倍。國家也從生產率提高和GDP快速增長中受益。

　　文章稱，中國不平衡的經濟增長也是幾十年前走類似的工業化道路的其它東亞經濟體的寫照。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在觸底前的幾十年，消費在GDP中占比下降了20到30個百分點，收入卻達到了高水平。在這些國家中，雖然擴大但短暫的不平衡與高增長率有關，但這使得它們得以避開了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終向較均衡的成熟經濟體轉變。

　　曲解中國經濟增長失衡的原因可能導致錯誤的政策處方。當把注意力重點放在短期需求不足上時，消費的增長就很重要。由于投資大幅減少，全球貿易低迷，中國——象當今其它各國一樣——出現了產能過剩。但這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而非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

　　事實上，隨著城市化步伐放慢，勞動較密集的服務業增長一直快于工業，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過去幾年略有增加。這種轉變中的某些部分并不值得喝彩，因為其部分是增長放緩的結果。但有些部分則是期望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

　　文章稱，現在的挑戰是通過改革提高生產力，以便能夠保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個人消費的不斷提高。無論GDP中消費占比上升還是下降，都是免不了的，不應將其視為一個不依賴其它因素的目標。

　　文章認為，幸而有許多中國可以——通過正確的改革——加以利用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一個更有效的城市化進程就是這樣的一個選擇。現行政策鼓勵勞動力向小城市流動，限制流向大城市。然而，正是中國的大城市生產率才更高。因此，一個促進它們發展、更多由市場驅動的城市化戰略會更加有效。

　　文章稱，由于在中國進入一些重要服務行業——譬如金融、衛生健康和通信——的壁壘極具限制性，所以實行另一項急需的改革會使得私人投資者經營這些行業變得更容易。

　　文章稱，這樣的改革會提高投資回報，并使保持更可持續的7%的經濟增長率成為可能。而反過來這會刺激消費快速增長。（編譯/宋彩萍）

日本沖繩一家商場為吸引中國游客購物，貼出可以使用銀聯卡消費的標識。(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