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名叫陸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高藥價的逼迫下，走上了海外代購國外仿制藥的道路，他也通過網購的信用卡為很多病友代購了這種藥物，被稱為抗癌藥“代購第一人”。但因為此，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1月30日，陸勇代理律師說，檢察機關撤回了對陸勇的起訴，法院也對“撤回起訴”做出裁定。(2月1日《中國之聲》)

　　一面是生存的需要，一面是法理的權威——當我們解讀本案時，的確曾經一度陷入了某種難以抉擇的兩難困境。所幸，檢察機關最終選擇撤訴，于是公眾方才擺脫了那種內心的掙扎狀態……只是，對于這個結果，又有誰能說清，到底是純屬僥幸，還是理當如此？

　　“抗癌藥代購第一人”，“數百名病友寫信求情”，盡管有著各式悲情因素摻雜其中，但當地之所以決定“撤銷起訴”，更多還是立足于對基本事實的認定、對既有法條的援引。檢方的高明之處在于，回避了本案的倫理和道德成分，通過針對性地運用相關法律條款，就化解了此一棘手問題。然而，這種技巧性的應對方式，弱化了該案可能產生的正面示范價值。因為在本案中，司法機關自始至終，都不曾宣示出明確的價值立場，不曾創造性地引用法條釋放釋義。這意味著，“代購抗癌藥”一類的行為，其法律定性和違法風險，和以往并無任何不同。

　　作為地方層面的檢察院，其本就無力承擔太多。真正需要追問的，應該是“病患們，為何會走投無路，被迫冒著法律風險，去網購海外藥品？”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于，藥監系統在審批環節的低效，使得眾多外國廉價特效藥難以合法引入。這導致很多時候，病人群體只能自己網購藥品，從而維系活下去的希望。

　　陸勇案的本質，其實是藥監、衛生、商務等職能部門，未能積極履職主動作為，久而久之就將矛盾轉嫁給了后端的司法環節。有鑒于此可以確信，只有暢通并規范廉價外國藥的正規引進渠道，才能徹底避免這一類尷尬重演。蔣璟璟(華西都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