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劉和平。

　　前晚，50多集的《北平無戰(zhàn)事》在大熱的討論聲中落下帷幕，當晚觀眾紛紛在網(wǎng)絡上即時表現(xiàn)出“依依不舍”與“念念不忘”的情緒，甚至還有觀眾表示大結局讓他們淚水漣漣。這種現(xiàn)象在近年的熒屏簡直堪稱罕見。而創(chuàng)造這一部現(xiàn)象級電視劇的“頭號人物”——《北平無戰(zhàn)事》的編劇和總制片人劉和平昨天在北京參加第二期華策杯編劇培訓班時，接受了年輕編劇以及揚子晚報記者的采訪提問。 揚子晚報全媒體記者 張漪

　　關鍵詞：變數(shù)很多

　　“寫到謝木蘭之死，我抓瞎了”

　　作為歷史學家與著名編劇，劉和平貢獻給熒屏的力作幾乎部部令人難忘，例如《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甲申祭》等。當天談及他籌備了七年的《北平無戰(zhàn)事》造成的熒屏熱度，劉和平顯然覺得這超出了他自己的預期。不過，他拿自己的劇本構建以及故事走向來表達了內心對“結果”的從容接受。

　　“《北平無戰(zhàn)事》的起點站是北平的‘七五事件’，終點站是解放軍進德勝門。一路走過來，中間發(fā)生了什么，變數(shù)是什么，我自己其實都不知道，我寫劇本和小說是不寫大綱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只有一個起點站和終點站，中間一路只能考察地形。我只能說我這種講故事的方法結構方式，不足為法，它是不能夠學習的。”劉和平特別舉例，由于無法預知下面會“發(fā)生什么”，他幾度崩潰，“例如‘謝木蘭之死’，我原來沒有這樣設計，突然到那個時候她就死了，她一死之后，我抓瞎了，我不知道國民黨該怎么面對，共產黨該怎么面對？后面的故事該怎樣講下去……那一段一路寫下去，寫得非常非常累。”

　　關鍵詞：智商不夠

　　“我自己寫的時候也已經(jīng)不夠用”

　　作為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劉和平創(chuàng)作的很多劇不僅具有營養(yǎng)且考驗觀眾“智商”，因此有關于《北平無戰(zhàn)事》的討論其實更是在一些有文化層次的人中熱烈展開的。對此，劉和平看得很冷靜，“《北平無戰(zhàn)事》顛覆了以往說故事的一些固有的規(guī)律，以至于給大家的審美關上帶來一定的阻礙和疲勞，也不能說我這個東西多么好，有人說有些觀眾‘智商不夠’，也不是！是我自己在寫的時候，我智商就已經(jīng)不夠了，這致使一些觀眾看時十分辛苦和疲勞。”

　　所謂“智商不夠用”，有些是指劇中人的一些言辭有著厚重的底蘊，例如劇中時有吟詩據(jù)典。例如梁經(jīng)綸那句著名的“古老的夜晚和遠方的音樂是永恒的，但那不屬于我”，以及《孔雀東南飛》這些典故的運用。劉和平稱自己這是有意為之，“我有意加入了一些新文化新詩派的內容，還引用了前人的典故，包括借古人的話表達現(xiàn)在的意思等等。

　　原因是曾有一個老人對我的影響比較大，他是史學泰斗、南開大學的馮瑞。在寫《大明王朝》之前我向他請教過，他曾跟我很鄭重地說，現(xiàn)在的作品太少傳導我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想，但凡有可能多用一點多傳達一點。我記得馮老跟我說的話，我經(jīng)常在我寫的東西里面自覺地想到這些粘黏手法。”

　　關鍵詞：男人戲

　　“寫女性是我的短板”

　　《北平無戰(zhàn)事》最大的成功是創(chuàng)造了十幾個活靈活現(xiàn)的人物，而這些人物似乎今天都還存活著，并且活在我們的身邊。昨天劉和平先拿曾可達與方孟敖兩個主角舉例，“這個戲里面有眾多的人物關系，我為什么會想到曾可達和方孟敖這一組人物關系，其實還不止曾可達和方孟敖，這一組關系還有曾可達與梁經(jīng)綸，曾可達與王蒲忱，曾可達與孫朝忠，他們的背后都有一個歸一，就是蔣經(jīng)國。曾可達是蔣經(jīng)國的副官，后來他擔任了少將，他對蔣經(jīng)國特別忠誠，反共他是堅定不移的，但是有一點，這個人很糾結，接受比自己高領導思想的時候經(jīng)常會遇到腦子短路。”

　　有意思的是，《北平無戰(zhàn)事》幾乎全是男人戲，精彩的也都是男人之間的關系。劉和平很有趣地承認，“寫女性是我的短板”。“我寫不好，這部作品里有一點容不下女性，它的空間和篇幅把男性之間各種復雜的關系說出來，已經(jīng)把大家搞得很累，確實不關女性什么事，包括國民黨內部老一派和青壯派的斗爭。48年這個階段，共產黨在延安完成了整風運動，國民黨經(jīng)過八年抗戰(zhàn)，自己形成勾心斗角的局面，這些東西都是男性之間，雄性與雄性之間在權力角逐，不是為了雌性角逐，女性很難進來。昨天我看了大結局，劉燁與沈佳妮最后的激情戲大家覺得融不進來，跟整體風格不合，也證實我自己在布局、結構、風格上的把握。”

　　關鍵詞：騎士精神

　　“不要小看都敏俊”

　　在前天的大結局中，最后謝襄理留在了解放后的北平城，然而在解放的那一刻他回憶的卻是自己的女兒，讓很多觀眾熱淚盈眶。對此劉和平稱，這貫徹了他寫作的理念，“小事不拘，文藝作品寫的都是小事，沒有那么多大事，文藝作品靠大量的細節(jié)，把它豐富完成，這些東西是足以感動讀者和觀眾的。《北平無戰(zhàn)事》結尾就是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多大的事，可是我寫的東西就是小事，活生生的女兒出現(xiàn)在他面前，她已經(jīng)死了，怎么會出現(xiàn)歡迎人群呢？這就是我對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理解。”

　　至于結尾處反復被劉燁提及的“堂吉訶德”，劉和平也表示，“后郡縣制中國就沒有了兩個精神：真正意義上的貴族騎士精神，還有士大夫精神。我特別想在《北平無戰(zhàn)事》里邊，說一下‘騎士精神’，就像方孟敖。方孟敖的騎士精神，不過是一個堂吉訶德。我曾經(jīng)說過中國有一千個方孟敖，一萬個方孟敖這樣的青年，還怕什么美帝國主義，真就不怕它了。我覺得中國這個時候需要一些精神。就像韓國那樣的小國家，在今天這個時候覺得大家物質高度發(fā)展了，愛情貶值了，就塑造一個都敏俊，400多歲了，超能力，跟女人談愛情談得要死要活，就是不能上床，這也是呼喚一種精神，大家不要太隨便，今天談一個，明天談一個，開始要死要活，過不了幾天為小事吵架又分手了。于是有了都敏俊，有了真正的愛情，因為這個時代缺少他，才塑造這樣的人物，不要小看《來自星星的你》，人家在塑造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