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發展峰會2015年9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會議正式通過2015年后發展議程。這一議程將為未來15年世界各國發展和國際發展合作指引方向。 　　新華社發

希臘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歷史上首個違約的發達經濟體。圖為2015年7月，養老金領取者在希臘首都雅典一家銀行外排隊等待。 　　新華社發

　　收入分配體系不會自動改善

　　劉學良

　　長期以來，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經濟學中兩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十分復雜，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得到廣泛共享，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目標就沒有達到；反過來，收入分配格局又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和結果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經濟理論中，最早系統地探究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進而造成龐大的產業后備軍隊伍視為收入分配不斷惡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核心機制，收入分配不斷惡化是資本主義的固有趨勢。

　　20世紀50年代，西蒙·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形曲線”假說，是關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二者之間關系著名的觀點。該假說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會逐漸拉大；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分配差距呈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軌跡。庫茲涅茨的依據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在經濟發展初期，非農業部門比重的提高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非農業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將趨于穩定，收入分配差距開始縮小。不過，從后來的實證研究來看，各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并未完全支持這一假說。

　　如果說庫茲涅茨假說對收入分配的看法是樂觀的，對這種樂觀情緒打擊最大的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2014年初，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出版，隨即在經濟學領域掀起了一輪世界范圍的“皮凱蒂熱”。該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斷擴大的內在趨勢。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在于“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即皮凱蒂所謂的“r>g”機制。皮凱蒂運用近300年的長時段歷史數據，考察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20世紀上半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確實出現了縮小跡象，這與“倒U形曲線”描述的狀況一致。但皮凱蒂指出，其中的機制并非是產業結構變遷，而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等非常態因素摧毀了大量私人財富。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歐陸各國普遍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福利國家制度”，英美則主要訴諸“高累進稅制”，從而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抑制了貧富差距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美等國家紛紛降低財產、遺產、收入的最高邊際稅率，收入差距又重新開始擴大。皮凱蒂預言，若不采取有效措施，21世紀的收入分配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從關于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關系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至少可以達成兩點共識：其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改善；其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僅是“社會公正”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必要條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利于經濟增長。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應當是而且也完全可以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的關系。首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利于更好地改善收入分配，片面追求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而犧牲經濟增長是不可取的。其次，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確保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可以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話，那么到了一定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必須回歸到主要依靠消費上來，這一點對于經濟大國尤其重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就要求收入分配格局呈現“橄欖形”，也就是說需要形成一個較大規模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的消費意愿高于高收入階層，消費能力又高于低收入階層，因此是消費的主力軍。反之，如果收入分配格局呈現“金字塔形”或“啞鈴形”，則不利于消費需求的提升，也就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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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好公共服務中一對關系

　　張琦

　　目前世界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本格局是在二戰后奠定的。二戰前，“自由放任主義”盛行于西方，各國政府的作用基本限定在亞當·斯密劃定的范圍內，即充當“守夜人”角色，僅負責國防、公共安全和某些公共工程。二戰結束后，西方各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開始發生變化，集中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大力施行政府干預宏觀經濟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開始介入傳統上由市場負責的養老、醫療、就業、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走向不同程度的福利主義。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之所以發生變動，有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原因，但更多是形勢所迫——走出“大蕭條”的泥淖和戰后歐洲重建，都需要政府掙脫“守夜人”的枷鎖，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理論上，公共服務由政府負責或部分負責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國民身體素質和知識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國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進而直接關系到經濟增長，如果追求經濟增長是政府的目標之一，那么政府當然應該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負責。其二，教育、醫療等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市場無法自發提供或提供不足，因此政府應積極提供以彌補市場的不足。其三，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基本生存能力是人的基本權利，因貧窮而無法接受基礎教育或無法享受基本醫療救助是不公平的。

　　政府有責任提供公共服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市場發揮作用。政府負責的應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即便在政府負責的領域，也應盡量引入市場機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

　　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西方國家曾有過教訓，主要表現為過度福利化和效率低下。政府通過福利化來進行二次分配，客觀上起到了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公平的效果。但過度福利化的后果是財政不堪重負，陷入惡性循環。此外，政府部門從事公共服務生產，往往效率低下，將公共服務的生產環節“外包”給私營部門有助于改善效率。20世紀80年代，英國等西方國家發起公共服務“再私有化”運動，希望以此來克服過度福利化和效率低下。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徹底扭轉局面。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政府不壟斷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多元化。政府提供的一攬子公共服務不可能滿足人們的所有需求。由于公共服務的時空特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不能均等地涵蓋所有區域細節。另一方面，彈性較大的人群將對公共服務有更高的需求，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符合中等收入彈性人群的需求。

　　其次，區分公共服務的提供與生產。將公共服務提供和生產區分開來，是20世紀后半葉公共服務理論的重大發展，也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對公用事業實行“再私有化”實踐的理論基礎。其思路是：公共服務所需費用仍主要由政府通過稅收等手段籌集，但政府將生產環節“外包”給私企或其他非政府組織，并通過各種手段對公共服務生產者進行監督，以確保其產品和服務符合要求。

　　再次，政府通過提供公共服務進行再分配，但要避免反向再分配。若財政支出環節主要投向高端醫療、高檔公共設施等主要服務于富人的領域，則會造成支出環節的反向再分配。

　　（作者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社保全覆蓋與有效控制支出

　　孫守紀

　　社會保障是現代國家的一項重要社會經濟制度，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重要標志。近年來，福利制度和債務危機的關系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13年7月，美國底特律市宣布破產，這是美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城市破產案。雖然導致破產的原因眾多，但是該市公務員養老醫療福利計劃產生的巨額債務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既要考慮民眾的社會保障需求，也要考慮國家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避免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福利化。

　　繳費型社會保障計劃和非繳費型社會保障計劃，兩者既要嚴格區分又要相互配合。比如，社會保險是典型的繳費型計劃，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是典型的非繳費型計劃。在享受待遇的資格標準上，非繳費型計劃無需繳費，符合一定標準即可享受；而繳費型計劃只有符合一定繳費標準，才能享受。在資金來源上，非繳費型計劃主要來自政府一般稅收，而繳費型保險計劃主要來自私人部門繳費。在功能上，非繳費型社會保障計劃更加注重貧困救濟和收入再分配；繳費型社會保險更注重穩定收入、平滑消費。只有分清非繳費型社會保障計劃和繳費型社會保險計劃功能和性質，在制度設計上合理搭配，在管理運營上相互協調，在參數設置上相互補充，才能在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的同時，有效控制財政支出規模。

　　原則上，社會保險計劃可以實現完全由私人部門融資，政府只負責運營管理而不提供融資，這是英美等國的情況。但是，當社?；鸪霈F收不抵支時，政府可以提供補貼，實現三方融資（雇主、雇員和政府）。三方融資意味著三方共同負擔基金支出，共同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沖擊，共同承擔改革成本。這就是政府“花錢買機制”，政府通過“融資”實現建立有效的三方協商“機制”，這是北歐各國的情況。最糟糕的是，雖然政府提供補貼，實現了三方融資，但卻沒有建立有效的三方協商機制。特殊利益群體等強勢部門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導致政府陷入財政補貼的無底洞，福利制度岌岌可危，這是希臘、法國的情況。

　　正確全面理解公平問題，要注意區分精算公平和再分配公平。例如，增強養老金的公平性并不是要求養老金絕對平均，而是強調制度公平和規則公平，在科學設計的基礎上實現精算公平和再分配公平。精算公平要求加強繳費和待遇之間的聯系。再分配公平強調減少貧困，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和諧。相對而言，社會保險計劃側重精算公平，而非繳費型計劃側重再分配公平。與此同時，增強公平性，要和發展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結合起來。

　　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同時更應該側重調整結構，側重向中低收入人群傾斜。以爆發債務危機的希臘為例。希臘的養老金支出高于歐盟國家平均值，但這些支出并沒有支付給最需要幫助的人群，再分配效果和減貧效果并不顯著。2002年希臘老年貧困率為25%，遠高于歐盟15國的9%。一般而言，由于社保制度存在再分配效應，老年貧困率要低于一般人群，希臘卻與此相反。希臘一般人群貧困率12%，歐盟15國一般人群貧困率為10%。這種反差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不合理，政府補貼大都流向了具有較大話語權和較強議價能力的階層。公務員和律師等專業人士領取的養老金中，75%來自政府財政補貼，而私人部門雇員享受的補貼不到20%。由此可見，雖然總支出水平提高了，但是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使得特殊利益群體享受更多補貼，因此無法實現收入再分配和減貧的目的。

　?。ㄗ髡邌挝粸閷ν饨洕Q易大學保險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