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一張發票，寫明的是消費金額、時間、地點和單位，然而很多時候，明明白白的消費背后是不明不白的公款私用現象。

    為清掃這一貪腐溫床，今年“五一”期間，一些地方紀委將整風肅紀的目光聚焦在公款消費發票上：遼寧省紀委督察組在朝陽市多家酒樓發現多張疑似公款消費的發票，北京市紀委通報“五一”期間共發現相關單位在“順峰”“凈雅”等高檔餐廳消費的發票30余張……中央禁令下，發票如何“變形”？一張發票背后隱藏了多少潛規則？對此“新華視點”記者進行了追蹤調查。

    發票“變形”：公款消費下有對策

    自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以來，公款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記者通過采訪和實地走訪發現，當前在發票上做文章、利用發票進行公款消費的公職人員、國企管理人員仍不在少數，發票也上演了形形色色的“變形記”：

    “變形”一：巧立名目。一些單位或個人消費的款項不能通過財務制度報銷，于是采用開具禮品、食品、耗材等類型發票的方式報銷。

    在北京一家大型商場的售卡處，當記者詢問開什么類型發票最多時，工作人員說：“每家單位需求不一樣，客人要求開什么就開什么，只要商場有賣的。”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羅猛介紹，一些餐飲單位還會與一些小的辦公用品公司、文具店“合作”，以稍高于營業稅的金額購買辦公用品發票提供給客戶，據他們辦案發現，少數高端會所甚至直接注冊幾個“皮包公司”，專門用作開發票。

    “變形”二：化整為零。據一位公務員透露，當消費金額過大時，為了避免引人注意或超標準消費，通常會采取開具多張小額發票的方式進行報銷。而為客戶分割大額發票也成了部分餐飲業主招徠生意和少數行政事業單位逃避監管的奇招妙術。今年“五一”期間，記者探訪北京市懷柔區多家“農家樂”，生意十分火爆，一位“農家樂”老板告訴記者，他們可以開具多張面額低于1000元的發票，有的單位集體組織活動，就是沖著這來的。

    “變形”三：空手套白狼。發票是單位采購報銷的唯一憑證，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開單位想要的發票。于是，專門以收集倒賣發票為工作的“職業”應運而生。據了解，一些企業或個人為了報銷的需要，專門向“黃牛黨”購買各種各樣的發票，然后利用這些“虛假發票”套取現金。

    “辦公用品”：沒人愿意捅破的“窗戶紙”

    “以前請外單位吃飯，只要不是太越格，拿著發票都能報。現在公務接待管得嚴，還要寫清楚吃什么、請誰吃、在哪吃，不然不讓報，想想干脆自己掏腰包拉倒。”北京西城一家事業單位的中層干部如是說。

    盡管中央“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力度空前，然而一些受訪的基層干部表示，這些“禁令”往往只對單位中層以下的干部管用，一些單位“一把手”的公務消費報銷仍有“門道”。

    華北地區某縣政府的工作人員小李深受領導信任，每次出門都帶著他。小李說：“其實領導們在哪吃飯都不重要，領導外出消費的開銷，最終都以辦公用品名義入賬。”

    去年以來，一些部門、單位餐費都大幅下降，財政預算卻沒有明顯減少，那么節省的錢都去哪了？一些基層干部表示，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將餐費報銷成了辦公用品，這層窗戶紙大家都不愿意捅破。

    嚴格意義上講，辦公用品主要是紙張、打印機、耗材等。小李說：“但是辦公用品的消耗查起來比較困難，因為每個單位、部門對于辦公用品的消費根本就沒有上限，甚至沒有人知道每年到底需要購買多少辦公用品，這無疑給一些單位和部門報銷吃喝費用提供了便利。”

    小李介紹，一個縣下屬單位如果每年辦公用品的消耗就達100多萬元，這肯定是不正常的。例如，某單位的負責人以“為領導辦事”為名，直接讓會計準備10萬元現金，最終都是以辦公用品的名義入賬。

    一些基層干部認為，各種變著花樣的公款吃喝、領導出國消費，甚至在招商過程中的因私花費，最終都是要入賬報銷的，大部分都歸為“辦公用品”。因為在單位或部門，辦公用品的消耗是沒人查的，這是單位或部門的潛規則。

    一位駐北京的財政專員告訴記者，公務經費有明確科目，超出了就不給報。按規定，發票報銷應附上消費明細，如辦公用品究竟是多少紙、多少筆等，但現實中落實很不到位，給這種“偷梁換柱”的潛規則留下操作空間。

    管住發票，問責需要加大力度

    虛假發票的橫行，為少數人侵吞國家資產等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海南儋州原市委常委、秘書長權曉輝利用職務便利，將公款報銷作為斂財手段，其在儋州市任職4年多，公款消費報銷共計404.94萬元，僅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的4天時間，就報銷了6.7萬元的住宿費和8.6萬元的餐費。

    海南公共關系協會副會長代紅說，一些公務人員使用虛假發票進行報銷，就是一種隱性腐敗行為。“權曉輝之所以能通過報銷的方式斂財，就是因為權力太大，而對權力的監管又不到位。”她說，要管住發票腐敗，關鍵在于問責和監管。一旦出現問題，經手的單位負責人和財務人員應承擔連帶責任。

    上述駐北京的財政專員則指出，在追究違法違規單位主要負責人責任的同時，執法還應做到“違法必究”，不能查出100個單位只處罰10個，這樣就總會有人抱有僥幸。“制度、法律的威懾力不僅在于嚴，還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一些餐飲企業、商場、超市等為發票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也應依法追責。代紅表示，虛假發票涉及稅務、工商等多個部門，如果都不管，聽之任之，虛假發票就會泛濫成災。相關部門應建立聯動的監管機制，加強日常稽查和信息共享，對“問題企業”監管不力的要嚴格問責。“只有在制度、壓力之下，才會守住我們的錢袋子。”

    一位基層干部建議，當前查處發票腐敗可以把查處辦公用品作為突破口。“不管領導干部吃喝的花樣如何千奇百怪，只要把政府的賬管住，就能達到見血封喉的效果。中央可以選擇幾個縣進行調查，他們每年辦公用品的支出是多少，一查就能查出問題。”

    （記者涂銘 周慧敏 王昆 周婷玉）

    新華社北京5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