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因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努力，不少生命得以重生（記者劉蔚丹攝）
楚天金報訊 文/本報記者胡彩麗 高琛琛 通訊員蔡敏 高翔 李銳 圖/本報記者劉蔚丹
2015年國慶節假期7天，同濟醫院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吳迪一天都沒有休息。
這幾天，在她和團隊人員馬不停蹄的奔波下，五個逝者的家屬在同濟醫院大義捐獻出了死者珍貴的器官。
一邊是家屬在告別親人時的痛苦和不舍，一邊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時，臉上重泛明亮的光澤，心中燃起希望。正是器官捐獻協調員，連接起了生命的兩端。
自2010年3月中國啟動器官捐獻試點工作開始，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份新職業就誕生了。聯系“潛在捐獻者”的家屬，宣講有關政策法規，并完成捐獻法律手續，協助醫院完成器官捐獻全過程，是協調員的職責。
今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器官，成為器官捐獻使用的唯一渠道，這標志著，中國器官捐獻事業進入了更文明的新階段。在以百萬計的等待器官捐獻的患者面前，協調員的工作意義更為深遠。
只是，當楚天金報記者走近他們，了解他們的工作時，才發現這其中的艱辛和曲折。
最艱難
“麻煩你報警好嗎？”
協調員遭圍堵 請家屬報警才獲得信任
正在家屬痛哭流涕時，器官捐獻協調員要告訴他們——親人生命已經遠去，但還有一件有意義的事可以做，那就是捐獻器官，而且還得爭分奪秒，這無疑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橫亙在“情感關”之前，首要的是“信任關”，被信任了才有機會與逝者家屬對話。
武漢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駱鋼強，是專職協調員之一，從2010年第一例多器官捐獻者開始，51歲的他已參與了上百例器官捐獻的協調工作。
一次，駱鋼強和161醫院的劉峰醫生一起去孝感農村，準備接一名捐獻者到武漢。傍晚，捐獻者家屬同意后，簽完了協議，兩人準備啟程返漢。就在這時，捐獻者的遠房叔叔趕到逝者家中，一到就指責他們是“騙子”。兩人拿出證件，卻被對方一把推開：“忽悠誰呢？這種玩意10塊錢一張，我也能辦。”
當時天色漸暗，村里圍過來五六十人。被圍在中間的駱鋼強明白，當天不僅很難接到人，而且不好脫身。最后，他心下一動，干脆禮貌地對遠房叔叔說：“要不，麻煩你報警吧！還有，這是我工作單位的地址和電話，你也可以打幾個電話去核實一下。”這樣，圍攏的人才漸漸散去。第二天，這位遠房叔叔在暗中核實了他們的身份后，向駱鋼強道歉。“最后，這位志愿者捐獻了遺體。要化解不信任，我們只能一次次耐心解釋。”駱鋼強說。“做這個工作四年以來，我已經能夠接受，被罵被質疑是一種非常正常的情緒反應。”中南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80后小伙司晶這樣告訴記者。“對方剛失去親人，情感上還不能接受親人去世的現實，正在最痛苦的時候，就像一個即將噴發的火山口。”
一次，司晶風塵仆仆地趕到武漢一家醫院的ICU門口，當時，一位40多歲的中年人剛因腦外傷而腦死亡。當他說明自己的來意時，傷者的哥哥忽然從沉默中爆發，揪住司晶的胳膊揮舞著拳頭大吼道：“你信不信我揍你！還不滾！”這時，逝者的其他家屬也一起圍了上來。此時，司晶知道再說下去已無濟于事，只能平靜地說：“我知道你們現在很難過，我都理解！還請多多保重！這是我的電話，如果有什么需要幫助可以找我。”然后遞過自己的名片，轉身告別離開。“有15%-20%的捐獻者，是自己主動聯絡紅十字會捐獻。其他不了解的人，需要協調員上門講解政策。而這其中，大約80%的家屬會在開始時表現出憤怒或者質疑。”司晶稱。“我每一次去見逝者家屬之前，已做好了所有的心理準備，所有的情況都可能發生。只要你真的理解他們，就不會感到心里委屈。”
最遺憾
協議書已簽好 家屬猶豫了
在情感和理智斗爭中失去捐獻機會
2013年的夏天，同濟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吳迪于晚上9時匆匆趕至孝昌縣人民醫院。當時，吳迪剛滿25歲，才做協調員不久。醫院里，有一位50多歲的男性不幸因車禍而腦死亡，人已進入深度昏迷，靠呼吸機和藥品在維持。在一個辦公室內，吳迪面對著患者的妻子兒女，還有所有的親屬大約十五六人，一一地講解病情和捐獻政策。患者的妻子，含淚同意了捐獻。只是，在簽署協議書之前，家屬先是通過各種機構來了解吳迪的證件是否合法，然后又詳細詢問捐獻流程等等。等到所有的質疑點全部消除后，已到了深夜12時。簽完協議書后，患者的血壓已極不穩定，生命體征細若游絲，隨時有走的可能。
凌晨2時，患者被護送到了同濟醫院。此時，如果家屬不放棄搶救，那么移植手術仍不能進行。盡管在理智中知道，丈夫已經不可能再回來了，可是這位善良的妻子卻一再徘徊在搶救室門口，一再念叨著：或許還有救呢？所有的親戚也都一起趕到醫院，勸她再等等，再等等。
凌晨3時，患者突然心跳驟停，但家屬還不同意手術，要求醫生再救一次。醫生們全力以赴：按壓、電擊、心跳復蘇……而每搶救一次，器官的功能就會受到較大的損害。吳迪將這個告訴了家屬，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時間一點點流逝。
凌晨5時，患者心跳再次停掉。而這次，醫生用盡了所有的手段，還是沒能將病人搶救回來。只是，最后一次抽血化驗表明，死者的肌酐值已超標數倍，肝臟也有部分已因缺氧而壞死。看著檢測結果，醫生遺憾地宣布：死者的肝腎已不再適合移植。
患者家屬不太清楚的是，就在他們簽署了器官捐獻同意書之后，已有3位等待已久的患者通過電腦排序獲得了移植的機會，他們連夜趕到醫院等待手術。而凌晨的手術室內，醫生們都已做好了術前的準備工作。只需五六個小時后，這3個病人就可以重新改寫生命結局。當捐獻失敗的消息傳來，他們只能無奈地離開醫院。
這些吳迪都知道。她從晚上9時一直到次日凌晨5時，跟十幾位家屬整整說了9小時的話，安撫他們的悲痛，耐心地解釋各種問題，卻沒料到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平靜地離開ICU后，在醫院的樓梯間一個沒人的角落，吳迪走路已有些搖搖晃晃，眼淚頓時嘩嘩而下。
一周后，那位逝者的妻子通過醫院轉告給吳迪一句話：“沒能捐獻成，我們也真的很后悔，當時，要不那么糾結就好了！”
最驚險
最后一刻同意手術
家屬：“我不變了，捐！”
2011年6月5日，在跑了150公里后，駱鋼強風塵仆仆地趕到京山縣人民醫院。病房外，一對中年夫妻眉目愁苦，對駱鋼強的到來毫無反應，他們就是逝者的父母。22歲的男生張磊，在即將成為一名男護士時，卻在5月31日去實習鑒定的路上，被一輛農用車撞倒，生命進入倒計時。“你們好，我是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駱鋼強先是熱情地伸出手，尷尬的是，夫妻倆連眼皮都沒抬，他只得訕訕地縮回了手。“有什么可以幫忙的嗎？我帶來了武漢的專家。”沉靜了一下，他輕聲問，這對夫妻抬頭看了他一眼。“我想知道，我的伢到底還有沒有救。”夫妻倆仍期待兒子能再睜開眼睛。但會診后，結論與當地醫院一致——張磊已是腦死亡，已失去救治意義。駱鋼強終于開了口，向他們提起器官捐獻。
可母親始終無法相信，兒子就這么沒了。除了頭上一點擦傷，小伙安安靜靜地睡在病床上，呼吸平靜。“我總覺得我的伢還有救。”孩子母親說。
駱鋼強與她溝通良久，她終于接受了現實，但又提出：“取器官時，他得多疼啊！我心疼。”又是兩個小時的溝通，夫妻倆點了頭，簽訂了捐獻志愿書。
不一會，20多個親戚以及張磊的同學陸續趕到，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讓這對農村夫妻失了方寸：“我們不捐了。”過了一會，他們又說，那就捐個角膜吧。
可此時，載著張磊的車已在去手術室的路上，駱鋼強只得緊急打電話“喊停”。如果再這樣下去，張磊的身體狀況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獻條件了。駱鋼強急得直打轉，把孩子母親單獨請到醫生辦公室。“大姐，你千萬不要做對不起兒子的事啊！”轉了三圈，駱鋼強憋出一句話。“怎么會對不起他呢？”孩子母親納悶。“張磊只活了22歲，還來不及做出一番事業，如果就這么走了，燒了就是一把灰，他現在有機會成為一個英雄。”駱鋼強告訴她，有5個人會因為他的捐獻重獲新生，這樣，張磊的一部分器官也還會繼續活著。孩子母親流淚沉默。
幾分鐘后，她把眼淚一抹：“我不變了，我捐！”
移植程序得以及時繼續。張磊年輕的角膜、皮膚和肝、腎，挽救了江城5位患者。
最喜悅
兩次欲捐獻兩次被救活
患者奇跡康復 還免交醫療費
“王姐，這段時間大哥恢復得還好吧？”記者采訪時，中南醫院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司晶正巧在給恩施的一位患者家屬打電話，得知王成（化名）康復得還不錯，他也很高興。今年8月底，王成剛從中南醫院出院回家。此前，他已兩次生命垂危，并主動要求捐獻遺體。
王成30多歲，患有先天性腦瘤和腦積水，治療了20多年也無法治愈。由于一直患病，王成沒有結婚，知道自己生命不會長久，他想做點有意義的事，三年前就已簽下了遺體捐獻的協議書，還多次參加獻血。
2014年6月，王成臥床不起，已有十多天沒有進食，人進入昏迷狀態，當地醫院稱已無法治療。眼看著弟弟就要不行了，王成的姐姐趕緊打電話找到紅十字會，打算進入弟弟之前簽署的器官捐獻程序。司晶接到消息后，開車8小時趕到恩施王成的家中。
與司晶一起去的還有一位醫生。在檢查了王成的身體之后，醫生確認王成并沒有腦死亡。“雖然他病蠻重，但現在還不能捐獻，我們能搶救一天是一天吧！”司晶說。于是，當天就和醫生將王成和家屬帶回醫院，住進了中南醫院。
到醫院后，司晶不僅全程照顧王成家屬的食宿，還請了護工照顧和最好的專家會診。在一天天精心的治療下，王成的狀態一天天好了起來，從可以吃飯，直到下床走動，連他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一個月后，王成吃飯、走路和說話已基本正常，于是歡天喜地地出院了。
今年7月，時隔一年之后，王成再次病危。這次他除了以前的癥狀外，身體還因為病毒感染而長滿了膿包。王成的姐姐再次給紅十字會打電話。這次，又是司晶趕去。同樣的，王成還是沒有達到捐獻標準。再一次，司晶將王成帶回中南醫院，又住院治療了一個月。今年8月底，王成的姐姐歡歡喜喜地將弟弟接回家，感激不盡。而王成則依依不舍地跟醫生說：“我的命因為你們多延續了這么久。反正我遲早都會在這里捐獻的，能不能不回家讓我留在這里呢？”由于簽訂了捐獻的協議，這兩次搶救，醫院免去了王成十幾萬的醫療費用。
“有些病人非常擔心，一旦進入捐獻程序，也許最后的搶救機會也會失去。事實上，判定是否能捐獻有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序，身體必須符合一系列的標準才可以。在此之前，醫生必須全力以赴搶救患者。產生這樣的顧慮，是因為有些人對器官捐獻還有些不了解的原因。我跟我的家人，也已經簽署了捐遺的協議。”司晶告訴記者。
最感動
交房租請律師辦葬禮
協調員把逝者家屬的事當自己的事
2014年1月，司晶接到某醫院電話，稱一位40歲的男性因車禍導致重度顱腦損傷，已經腦死亡，妻子同意捐獻其丈夫的器官。
趕到醫院時，眼前的場景讓司晶頗為心酸：傷者的妻子姜凡（化名），正拉著一兒一女兩個頭發亂糟糟的孩子，坐在醫院的走廊里。她失神地告訴司晶，他們全家來自農村，丈夫靠開小貨車謀生，雖然掙錢不多，但是家里的頂梁柱。之前，家里已借了一大筆債。這次丈夫一出事入院，房東見他們付不起房租，就強行將他們趕了出來，她只好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以及僅有的幾件衣物，在醫院走廊里過夜。交通大隊里，還有事故等著處理，老公的后事，她也一籌莫展。在武漢，他們無親無故。
隨后的幾天里，司晶開著車，帶著這個可憐的女人和孩子來到交通大隊處理交通事故，認定責任劃分，約好法醫鑒定；隨后又去殯儀館，為姜凡安排丈夫的火化和下葬。最后，司晶和同事用了四天時間，在二七路為他們母子尋找到一處合適的出租房。中南醫院的八位協調員，每人捐了1000元錢，替母子三人先交了半年房租，讓他們能暖和地在自己的小窩里過個春節。余下的錢就交到姜凡手里，讓她能維持基本生活，等候丈夫的交通事故賠償款。
幾天后，司晶幫著姜凡操持葬禮，將所有的事情處理完畢。葬禮之后，姜凡終于忍不住在司晶面前大哭一場。她說：“如果不是你們，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你們待我，就像親人一樣。”
“在逝者家屬最無助時，我們唯有盡可能地幫助他們處理各種善后事情，以減少他們失去親人的悲痛，也是對這些付出大愛的人的一種回報。”至今，司晶已經記不清楚，捐過多少次錢，安排過多少場葬禮。
盡管這些事情很瑣碎，協調員們卻感覺非常有意義。“我永遠記得今年過年前，一位丈夫在幫志愿捐遺的妻子完成捐獻時說的一句話，這句話讓我和同事哭著完成了捐獻程序。他說‘我們家這個年是過不好了，但我們想讓別人過個好年！”吳迪說。
前不久的一個深夜，吳迪還接到了一位14歲的小女孩電話：“阿姨，我就是想知道，我爸爸的那些器官，在別人肚子里活得還好嗎？他們現在病好了嗎？”小女孩是獨生女，其父親一個月前工傷去世，捐出肝腎。吳迪連忙打電話給醫生問受捐者的情況，得知病人康復得很好，小女孩輕輕地說：“那我就放心了!”
每天，在吳迪所在辦公室的6樓，都有幾十位患者前來配型登記，等待著器官的捐獻。“有人哭著離開時，也有人重新活過來，一想到這里，所有的事就都有意義！”
最沉重
協調捐獻成功率約10%
需要達到50%才能滿足需求
2000年，武漢實現首例遺體捐獻，即漢陽離休干部李佩蘭，實現了“0的突破”，而那一年，登記在冊的志愿者只有幾個人。2010年，武漢被列入全國首批人體器官捐獻十個試點省市，正式開展遺體及器官捐獻工作。
可喜的是，這一數字近幾年來呈幾何級增長。2012年3月，93歲高齡的中國器官捐獻之父夏穗生帶領同濟醫院300名醫護人員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2014年，武漢新登記捐獻遺體的志愿者人數達1026人。去年，武漢市實現遺體、器官、組織捐獻374例，挽救457名垂危患者生命，有730名失明患者重見光明，70余名燒傷危重患者得到及時救治。
據介紹，一具健康的遺體，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平均能夠用于108位患者的治療，并且能對現代醫學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目前，我國每年約有150萬患者需要進行器官捐獻，但能移植手術量僅有1萬余例，捐獻量仍遠遠不能滿足臨床需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這樣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記者了解到，目前，成功捐獻者大多來自農村，部分家屬甚至不愿意把死者的名字刻在專門為遺體捐獻者而立的紀念碑上。
目前，武漢市有6家可以做器官捐獻的醫院，分別是同濟醫院、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中南醫院、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解放軍161醫院。最初三年，協調員主要由武漢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組成，而近兩年，協調員隊伍多為醫院的工作人員，由省紅十字會統一管理。只有經過培訓和考試，在拿到由“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中心”頒發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資格證書”后，協調員身份才算被正式認可。“30多位協調員，把湖北的器官捐獻協調事業撐了起來。而紅十字會作為見證方，則監督其工作是否符合規范。”駱鋼強說。
記者從中南醫院獲悉，該院肝膽研究院自2008年成立后至今年9月，其間有3000人適合遺體捐獻，約400人愿意捐獻，其中捐獻成功的有327人，挽救了800余位器官衰竭終末期患者的生命。“在適合捐獻的人群中，協調員主動溝通家屬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器官捐獻中心主任唐禮功介紹，“如果能達到50%，就差不多夠用了，這還需要很多艱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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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設立人體器官捐獻救助基金
為了對我省公民“捐獻器官，挽救生命”的崇高善舉進行褒揚，今年上半年，我省設立了“人體器官捐獻救助基金”，為生活困難的捐獻者家庭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為保證公平、公正，已制定出救助基金管理辦法、實施細則以及募集資金方案。目前，省財政撥款500萬元，有關醫療機構捐款170萬元，救助款不要受捐者家庭承擔一分錢。據了解，該基金將對我省行政區域內人體器官捐獻者所在的困難家庭，實施一次性救助，根據捐獻者家庭的困難程度，分別給予5萬-9萬元的救助。（楚天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