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學教師周鼎的“自白書”在網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為教師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課。“高校教師的主要工作是申報課題，報賬，報賬，還是報賬”。這讓他非常失望。(12月24日《南方都市報》)

　　周鼎透露的僅是冰山一角。在當今高校，“學術GDP”不僅主宰著職稱評審，而且左右著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和利益分配。高校“重科研、輕教學”，已成一種潛規則，越是名校表現得越突出，并形成了惡性循環。眾所周知，教師從事教學，只是在掙應得的那份工資；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可以爭得巨額的科研資金，而且易出成果，可以獲取豐厚的經濟回報，并在職稱晉升中占主導地位。特別是，帶“長”字的教授，均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某個科研領域的帶頭人，又是高校的行政官員，在高校扮演著“贏者通吃”的角色。

　　再看高校職稱評審。因教學成果短期內無法出數字政績，而在考核中被弱化、甚至忽略；代之以學術GDP“唱主角”，申請多少項目，發表多少論文，獲得多少經費等，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以至于，越來越多的教師脫離教師教學的本質，也脫離了大學育人的本質。更為嚴重的是，量化的數字指標所帶來的焦慮，卻可能會使一些教師冒險在數字上造假，甚至剽竊學術論文，不惜惡化高等教育的生態環境。

　　因此，教師“酒后真言”，應成高校改革諍言。高校應摒棄對“學術GDP”的盲目崇拜，改進考核方法，建立綜合評價體系。在高校去行政化，已成為教育改革方向的當下，只有讓教學的歸教學，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才能讓教師回歸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并重的本位。(張連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