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卓旭(前排)在澳洲高中時籌辦中國春節晚會時場景。　　　資料照片

　　“在春節，我更能感受到留學生的鄉愁。今天上課時有人開著電腦，屏幕上是靜音模式的春晚現場直播；明天有期中考，后天有大作業，但剛剛過去的除夕夜，大家還是聚在一起包餃子看春晚。”當地時間大年初一凌晨2時多，剛剛參加完春節聚會的美國東北大學建筑專業大一學生楊卓旭說。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身份(價)對等，往往是中國人衡量“朋友之所以成為朋友”的兩個參考緯度，前者側重內部精神世界的交流，后者從外部物質標準上進行評估。與其他海外學生相比，中國留學生的海外朋友圈更偏愛“自己人”。

　　這不僅僅是這個春節。

　　似乎每一位留學生，都有一段有關“融入”的血淚史

　　在澳洲、美國都有留學經歷的楊卓旭很能理解這一切。

　　楊是去年到的美國，此前，她在澳洲讀了兩年高中。雖然目前的她，已沒有很多人所說的“融入”障礙，但她坦言，身邊的同學大多兩種情況：要么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融入，要么索性完全沒想過要融入。

　　楊卓旭在澳洲讀高中時，也很有融入愿望。她先在一個公立高中讀了一個學期，發現學校土生土長的澳洲人不多，還花了很大的力氣轉學到北悉尼富人區的私立高中——Wenona　School(溫烙那中學，音譯)。在那個崇尚精英教育、中國學生寥寥無幾的寄宿學校，她開始從細微處真正見識到所謂的文化差異。

　　“中國人的內衣喜歡手洗，但西方人的習慣是統統混在一起送洗烘干。一名中國女同學因為將手洗內衣掛在宿舍晾曬，被澳洲女同學拍下來放到Facebook上……”有段時間，這名中國女同學甚至因為無法化解這種差異而休學了一陣。

　　“有一陣寄宿學校的洗碗機壞了，涂完洗潔精的盤子，我總要多沖幾次，但當地同學覺得不用沖洗干凈，因為殘留的泡沫晾干后自然就沒有了。”楊卓旭后來了解到，澳洲氣候比較干，缺水，雖然悉尼當地不缺水，但很多澳洲人都很珍惜用水。

　　所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這些做鋪墊，到美國時，楊卓旭在社交上已經很自在，也沒有了在澳洲時那種急迫地想要融入的感覺。但她的中國朋友們常常會向她訴苦：和外國同學無法深入交流，“聊著聊著就沒有話題了”。

　　語言是一個方面，很多人覺得僅因為語言，就能讓融入變成一件有負擔的事情。“英文不好，聊不深入，偶爾老外沒聽清楚讓重復一下問題，中國人就更害怕交流了。”

　　其次則是文化上的不理解。“我覺得這種理解甚至可以細到眼神交流的方式、對答的固定句式、身體距離的遠近以及肢體動作等。”楊舉例說，中國學生要咖啡大多會說“I　want　to　have　a　cup　of coffee(我要一杯咖啡)”，而其實當地人更習慣的表達是“Could/May　I　have ……please?(請問我可以要一杯咖啡嗎)”——“老外說話總是會說 please (請)”。

　　“我在澳洲的時候被問是不是澳洲人，在新加坡被問過是不是新加坡人或美國人，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每個人，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熟悉、自己偏愛的方式。”老外眼神比較真誠，交流中會微笑，會大笑，遇事經常說謝謝，他們會在這些方式中去衡量這個人和自己是不是一樣。

　　當然，在楊的感受中，與澳洲相比，美國有更大的包容度，所以大家對融入感并沒那么在乎，很多人也可以覺得沒必要刻意去和誰親近、融入。“美國對種族歧視是更為敏感的。”

　　不過理解上的差異還是每天都會遇到。“我所在的建筑專業因為要在同一個工作室熬夜、做模型，同學間的關系更為密切，有時候我充當的是一個翻譯者的角色，‘翻譯’美國同學和中國同學間的不同點。”

　　一 名“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同學問楊卓旭，A在工作室向她借了一塊做模型要用的紙板，這是她自己購買的，A對她很友好，但卻沒有還，為什么？楊告訴她：“中國人習慣互相幫忙，像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同學之間確實可能不還，或者不一定還你一塊紙板，而是以后以其它方式來報答你。”“ABC”搖著頭表示不可思議。

　　融而不入，也許這就是最合適中國留學生的狀態

　　當然，很多事情在這一刻變成了順其自然，但在上一刻還是一種選擇。

　　完全可以選擇。比如，在美國，不少中國學生覺得美國人有派對文化，會試著去融入，但實際上，他們一般去了兩次就不想去了。“派對上大家會喝酒，喝完酒，陌生人也可以親吻……這樣的派對包括一些美國人自己也不喜歡，所以興趣不同，也不用強求。”

　　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到芝加哥大學 Harris公共政策學院攻讀碩士的唐末非常認可一種“融而不入”的狀態：可以與國外學生和平相處、愉快交往，卻并不一味模仿、參照他們的方式生活、娛樂。“也許這就是最合適中國留學生的生活狀態。”

　　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的楊紫告訴記者，坊間流傳一個“3S定理”：study(學習)、sleep(睡覺)、social(社交)，三者只能取其二。“我在美國讀書的時間不算長，學業壓力又很大，每天都要熬到凌晨，應該屬于舍social取study和sleep的，所以基本沒什么社交。”但她覺得并不存在什么“社交障礙”，因為“能跟學院里的中國學生交流”。

　　當然，也有不少留學生個體，他的本心是想融入當地社會的，但作出的選擇往往與此相違背。比如，哈佛學生黃潔舉了一個例子，哈佛提供“勤工儉學”機會，有舒適體面、薪資較低的圖書管理工作，也有時薪最高、但不體面的“掃廁所”工作，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或者亞裔學生會選擇前者。而她選擇掃廁所后發現，作出同樣選擇的學生幾乎都是歐美裔的，且其中不乏企業家的后代，原來他們也算“經濟賬”。

　　雖然而今畢業已經好幾年，但黃潔依舊覺得，掃廁所時收獲的友誼頗為珍貴，“連廁所都一起掃了，還有什么不能一起分享的？！這不失為一種融入的方式。”

　　楊卓旭也覺得，思維的差異會在選擇中體現。很多中國學生在選擇留學專業和學期的自選課程時，往往傾向于選擇能突出自己優勢的單項。“有時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父母、老師會給這類建議。”

　　也有一些同學，因為出國留學的學制比較短，他們考慮到融入的難度，以及畢業后會回到國內發展，索性不做嘗試。教育部發布的《2014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統計資料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人員選擇回國就業——2013年，我國留學回國人數達到35.35萬人，是同期出國留學人數的85.41%，中國迎來了留學生“最大回國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對中國留學生的社交產生一定影響，因為它讓很多人生活在一種“雖然相隔很遠，但還在一起的錯覺中”。在美國西密歇根大學攻讀哲學博士的常明就說，他有時間更愿意在微信上找國內的同學聊天。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副校長懷特(Paul　White)曾表示，在大學校園里取締“同鄉會”將成為“社會融合加速器”。但要實現卻挺難，因為本國學生聚在一起有不少好處，而且也不止中國學生偏愛這一選擇。

　　郭予諳是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鹿特丹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的研究生。大三的時候，她曾經前往韓國仁荷大學參加過暑期交換項目，大四又在日本東北大學交換了近一年。擁有豐富海外求學經歷的她，深知中國留學生在外喜歡“抱團”，于是在前往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讀碩士前，還特意提醒自己要多跟當地人接觸。到了荷蘭，學校為了讓大家盡快熟稔起來，特地舉辦了一個素質拓展，郭予諳還有意與中國學生保持距離。

　　但沒有持續多久。荷蘭不是東亞國家，文化上的差異和新環境的不適應讓郭予諳很快動搖了，她又開始和中國學生接觸，很自然地走進了社交“舒適區”。在她看來，只要夠開朗，語言過關，和外國人一起討論作業、吃飯、運動、郊游等淺層次的社交并非難事。“只是當你自認為融進去的時候，突然的一件小事又可以推翻你的想象，讓你瞬間清醒：其實你根本就在圈外。”比如他們談論黨派選舉、政客投票的時候，郭予諳說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要想在文化選擇或觀念上與他們趨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種不在意、不刻意，是中國學生日益國際化的表現

　　無論生活中的中國留學生做什么樣的嘗試，在農歷新年的節點，他們通常選擇用傳統的方式來度過。雖然正是美國大學考試的時候，但積極備考并不妨礙營造春節氣氛。

　　已經從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的研究生陳福說，第一次在國外過春節的印象很深刻。除夕夜，和幾個室友一起做飯，另一個同院系的中國學生因為室友外出落單也被邀參加。在陳福家里，大家喝了很多酒。落單的同學非常感激陳福和室友的收留，在飯桌上說了一堆祝酒詞。隨后大家感嘆留學生活的不易，微醺的狀態和感性的言語刺激了陳福的神經，他開始大哭，最后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團。

　　唐末所在的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每年都會春節聯歡，唐末也會去湊熱鬧。或者，叫上好友在家里做飯，頂著時差看中國春晚，和朋友們一起吐槽。“那個時候看春晚，有一種‘特別順眼’的感覺，甚至頻頻有淚點。”

　　學哲學的常明一直把“吃”當作海外過春節時，排解孤獨和思鄉之情最好的辦法。他猶記得在國外的第一個春節，望著空空的盤子，一股強烈的孤獨感襲來，但他并不太愿意把這些情緒跟家里說。于是試著從哲學層面分析：“美國人更崇尚個人自由，他們與同學間并不建立強聯系，那些從骨子里散發出來的自信或者所謂的‘自我中心’，和他們更擅長克服孤獨不無關系。”也有中國留學生，把春晚做成了一次融合。楊卓旭在澳洲私立高中，成功組織了一次全校中國春節晚會。

　　她先和宿舍管理的老師溝通了想法，巧的是，這個澳洲老師的父母曾經在重慶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媽媽還曾在重慶大學教過歷史，于是她的建議很快得到批準。楊又去和廚師長溝通，得到一個爽快的答復：“讓我們一起來實現吧。”

　　往常，同學們吃飯是分食制，那天廚師們在楊卓旭的指導下做了中式糕點，所有的菜肴也是裝在大盆子里，放在桌子中間，讓大家一起夾著吃。她記得自己還給到場所有的人準備了一杯綠茶。“當天正副校長都來了，我的春節晚會還啟發了校方，之后每一個月都有一個主題活動，比如拉丁文化主題，墨西哥主題等。”

　　因為這個春節晚會，楊卓旭在高三畢業時還得了Wenona　School(溫烙那中學)的“促進多文化和種族和諧最大貢獻獎”。在她之前，已經有四年沒有頒發該獎項。

　　“這幾天，在不同的場合，我有意識把這個選題和中外學生一起探討。土生土長的美國猶太裔同學Gabe表示，中國學生看起來很安靜，可一旦跟同樣來自中國的學生在一起就超級活躍。美日混血兒同學Joric對此很能理解，人們會本能選擇和自己有共同習慣和愛好的人一起玩。在上海和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的美國同學Win 則說，中國學生相對比較害羞內斂，自認為語言一般而不愿交流，其實中國學生英語都很不錯。班上那個黎巴嫩的女生，口音很重，但她交流起來完全不在乎。中國同學似乎在語言上對自己要求太高。”

　　當然，這幾年中國學生在海外也有不少改變。

　　記者注意到，還有這樣一個變化：參與討論的中國學生覺得，雖然愛和中國同學交流，但自己并不覺得這是問題；還有同學覺得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題，自己在交流中也并不區分對方是老外還是中國人。

　　龍應臺在《干杯吧，托馬斯·曼》中提到過眼神。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她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后，聽眾中的一位中年德國婦女走向她：“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那時的龍應臺，“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所以，坐在講臺上的龍應臺，能在不自覺中用歐洲人的眼神和臺下觀眾對話。而步出演講廳，當她和身邊臺北來的朋友談話，則用彼此熟悉的，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匯和手勢。臨別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也沒有握手。

　　楊卓旭認為：“那種不在意、不刻意，本身也是中國學生日益國際化的表現。”(堯遙 本報記者 謝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