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城市的數量、規模不斷擴張，治理日益復雜。如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就此，專家支了三招：一是共治，納入政府、公眾、社會組織、企業等多元主體，促成立體化治理模式；二是精治，用智能化推動精細化，用大數據提升治理能力；三是法治，完善相關法規，并依法執法、規范執法，營造城市治理的法治氛圍。
共治
告別單一主體
構建立體網絡
交通擁堵日復一日、大拆大建循環往復、城中村臟亂差難整治……隨著我國城市的迅速發展，城市發展過程中暴露的“城市病”時有發生。
“導致‘城市病’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治理體系滯后，突出表現為城市治理主體過于集中和單一，片面依賴行政主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認為，現實中小至道路兩旁的樹種選擇，大到交通路網規劃，往往存在隨意性過強、科學性不足等問題。此外，行政主導的單一治理結構，也難以解決城市治理的統籌難題。有時候，部門利益的影響難以避免，政府內部“橫、縱”不協同的問題也會存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王名看來，這一論述為創新城市治理體系提供了指引。他將城市治理分解為3個子系統：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治理，以社區為載體的社區治理，以行業、社群為主體的社會治理。后兩個子系統的運行，尤其需要城市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的作用。
“城市治理長期存在一種觀念上的誤區，即認為城市治理僅是政府部門的‘內部事務’，卻往往忽視了其他主體參與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城市治理的邏輯起點在人，必須把保障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置于中心地位，把最大限度激發市民參與作為出發點。”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丁志宏認為，當前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下沉到社區，社區治理已然成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必須構建新的治理體系，納入政府、公眾、社會組織、企業等多元主體，促成全方位、立體化合作治理模式。同時，加強制度設計，保證公民參與城市治理有章可循。公民也應形成正確的公民參與理念，依法、理性、自主地表達對城市治理的意見建議。
精治
既重規模速度
也重質量效率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越來越大、設施越來越多，一些尷尬卻經常出現：有的市政道路修好后，長期沒有命名，缺少交通指示標志；有的井蓋丟失、路面塌陷，雨天走過深一腳淺一腳；有的社區周邊停車位嚴重不足，雙向車道被擠成單向車道，消防通道也被堵死……
“強調規模和速度，輕視質量和效率，城市‘傻大粗笨’，科學化、精細化程度不足，是城市治理面臨的一大困境。”在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彭勃看來，城市精細化治理困境的癥結，在于仍沿用簡單化的治理邏輯應對不斷復雜化的社會問題。
一是線性邏輯，認為治理行為和治理結果之間存在固定邏輯關系，將復雜的社會因果關系簡單對應——例如缺錢就給資源，人手不足就配編制，而從條件到結果之間的復雜內容被遮蔽；二是“績效饑渴”，從績效考量角度“顯著性”高的問題，就容易被重視，體系性、趨勢性、隱含性的重大問題，則往往被忽視——例如核心區域修得富麗堂皇，而緊鄰的老舊小區卻破敗不堪；三是“治理潔癖”，過于追求秩序和整潔，沒有統籌施策，兼顧其它需求，導致城市多元性、包容性和便利性降低。
城市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專家們普遍認為，隨著近年來信息化建設不斷發展，智能化將是帶動城市治理精細化的有效途徑。
“例如某個城市0到4公里出行比重是40%，而步行分擔率和自行車分擔率之和是28%，兩項數據相差較大，就可以據此得出該城市的交通結構不合理。”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所長陸化普表示，過去獲取這些數據都需要人工調查，如今依托信息化技術，能更加準確、快捷和全面。
“大數據日漸普及，完全可以把數據轉變成城市治理能力，實現從‘經驗治理’轉向‘科學治理’。” 丁志宏提示，在運用大數據技術時，也要避免治理過程中形成數據安全問題和數據依賴問題。
法治
嚴格依法執法
解決管理兩難
把公共綠地占為私家菜園，把公共道路占為私家車位，把公共樓頂占為私家陽光房……近年來，隨意侵占公共空間、私搭亂建的現象屢見不鮮，違章建筑已經成為城市治理的“老大難”問題。
“違章建筑雖然違法，但由于牽涉群眾切身利益，拆違面臨不少抵觸情緒。”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近年來，一些地方希望嚴格依法拆違，卻因為牽涉部門廣、涉及法律多、執行程序繁瑣等等因素，要付出巨大執法成本，收效也打了不少折扣。
與拆違困境相類似的，還有城管執法問題。城管執法任務重、要求高、手段缺等內部壓力，與市民現實生活需求、執法環境欠佳等外部環境并存，使得城管執法長期面臨尷尬。
此外，在城市治理涉及的油煙、攤販等問題上，住戶既想沒有攤販、油煙等影響生活，又想購物網點多、物美價廉，所以希望把攤點設置在別的小區附近。怎樣兼顧管理秩序與群眾需求，也時常讓城市治理面臨兩難選擇。
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看來，導致上述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國城市治理體制規范化、法治化方面仍存在不足。目前，涉及城市治理工作的有關規定，散見于相關的60余部法律、規章中。城市管理執法依然存在法律依據不夠充分、部門職能交叉混雜、執法程序不夠清晰等問題。
“執法時，為了避免沖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無擔當、不作為；或是簡單粗暴，不講程序、藝術，無原則、亂作為，現實中，這兩種現象都存在。”劉俊海表示，行政機關應該依法執法、規范執法，樹立法律權威，維持城市管理秩序，營造濃厚的城市治理法治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