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芳曼

　　“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是供給高位上的放緩，勞動力規模依然龐大。這就好比登山，縱然從珠峰下降到大本營，從8844米降到了5000多米，也還身在高原，何況目前還是剛剛離開珠峰。”

　　一問

　　從1.0到4.0，就業政策咋升級

　　記者：國務院近日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您將其稱作中國特色積極就業政策的4.0版。從1.0版到4.0版，積極就業政策經歷了哪些變化？

　　信長星：我是借用了4.0這樣一個概念，目的是使人們對新一輪積極的就業政策及其發展脈絡有一個概念化認識。中國積極就業政策是2002年出臺的。2002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確定了中國積極就業政策的體系框架，可以稱之為中國積極就業政策1.0版。2005年—2008年對就業政策進行延續、擴展、調整和充實，并將促進就業政策納入法制化軌道，形成了2.0版。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打出一整套政策組合拳，形成了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也就是3.0版。這一次新推出的是4.0版。

　　從1.0到4.0，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關注點，內涵也在不斷地拓展提升。1.0版，關注的主要是下崗失業人員。2.0版，已涵蓋了所有就業群體，期間頒布實施《就業促進法》，納入法制軌道。3.0版的貢獻在于圍繞穩定就業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體現了“更加積極”的特色。4.0版，則圍繞著如何進一步促進就業，特別是著力促進創業出臺了一整套政策。

　　記者：您認為4.0版最大的亮點在哪里呢？

　　信長星：最大的亮點是突出了創業，把鼓勵創業與促進就業更有效地結合在了一起。這與我們就業方針的調整完善是一致的。過去的就業方針是“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黨的十八大將其增加5個字，將最后一句改為“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新一屆政府進一步提出要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積極就業政策4.0特別強調“創業”，是對新時期就業方針的細化和具體化，也是對“雙創”的具體化。

　　記者：很多人認為，創業比就業更難，往往很難通過“幫助”“扶持”而創業成功。當前鼓勵創業，積極就業政策4.0版主要從哪些環節著手？

　　信長星：創業的主體是創業者自身，政策的重點主要體現在清理障礙、營造環境上，讓想創業的人能夠順利地投入到創業中來。

　　先要清障減負做“減法”，通過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等措施，實現“放水養魚”。比如，此次《意見》要求推進“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放寬企業場所登記條件限制，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同時明確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擴展企業吸納就業稅收優惠政策人員范圍，推廣中關村示范區3項稅收試點政策，全面清理涉企收費。

　　還要搭臺助力做“加法”，通過提供創業平臺、資金扶持等舉措，提高創業成功率。《意見》明確將小額擔保貸款調整為創業擔保貸款，最高額度由過去的5萬、8萬、10萬不等，統一到10萬元，并支持發展各類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并將資金補貼等政策延伸運用到眾創空間等新型孵化模式，支持各類創業基地發展，培育創業創新公共平臺。

　　二問

　　“招工難”“就業難”并存，結構性矛盾咋化解

　　記者：近兩年，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這種“兩難”并存的根源主要是什么？

　　信長星：一方面，不少企業反映常年存在缺工問題；另一方面，一些高校畢業生等新成長知識群體則反映工作不是很好找，結構調整中產生的大齡下崗失業人員就業則相對更困難些。“兩難”并存，其根源在于勞動力需求和供給不匹配，是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在就業領域的一種體現。

　　從需求端來看，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期和產業鏈的中低端，市場中增加的崗位大部分是制造業、服務業一線普工和服務員，同時我國又是制造業大國，需要大量的技術技能型人才。

　　而從供給端來看，每年新成長勞動力中高校畢業生將近一半，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已占主體，他們的求職愿意、能力素質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錯位。另外也要看到，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結構深刻調整，產業快速變化，而人的變化是一種慢變量。實現職業轉換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訓，就業觀念的轉變也會有一個過程。從中長期趨勢看，結構性矛盾將會逐漸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治理結構性矛盾比治理總量矛盾難度更大，耗時更長，技術要求也更高，須綜合施策。

　　記者：積極就業政策4.0版，從哪些方面化解結構性矛盾？

　　信長星：化解結構性矛盾，應當從改善需求和改善供給兩方面著力。改善需求，主要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推動經濟向中高端邁進。改善供給，主要著眼于提高勞動力素質。此次《意見》制定了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強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提出大規模開展職業培訓，加大創業培訓力度，重點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和失業人員轉業轉崗培訓，并強調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支持企業開展新型學徒制培訓。這是提高勞動者技能水平的主要途徑，也是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根本舉措。從產業邁向中高端和建設制造業強國的需要出發，應當合理確定學歷教育和職業教育比例，重視加強技工教育，培養大批技術技能型人才。

　　此外，改進就業服務也是緩解結構性矛盾的重要手段，其功能主要在于解決信息不對稱，促進對接。《意見》強調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提高均等化、標準化、專業化水平，加快推進公共就業服務信息化，這都有利于促進供求信息的互聯互通。

　　三問

　　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增長咋穩定

　　記者：從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有所減少，當年減少345萬人，2013年減少244萬人，2014年減少371萬人。再加上現在各地出現的“招工難”，有人覺得就業已經沒有總量壓力了，面臨的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問題。您認可這一點嗎？

　　信長星：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有所減少，但必須看到，這種減少是供給高位上的放緩，勞動力規模依然龐大。2014年末勞動年齡人口為9.16億人，今年需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約1600萬人。這就好比登山，縱然從珠峰下降到大本營，從8844米降到了5000多米，也還身在高原，何況目前還是剛剛離開珠峰。

　　就業總量壓力將長期存在，促進就業仍是經濟增長的底線。在經濟新常態下，GDP增速放緩，要保持就業穩定，就必須讓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良性互動”。

　　記者：就業4.0新政中有哪些有助于“良性互動”的措施？

　　信長星：《意見》突出了“就業優先”的理念。我理解，就業優先，就是要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擺在優先位置；就是要把保就業作為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采取措施努力穩定就業局勢。

　　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意味著首先要根據穩定和擴大就業的需要，合理確定經濟增長速度。中央在研究確定年度GDP目標時，都把滿足就業需要作為確定GDP增速的一個重要考量。二是需要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和區域布局，發展新興產業、服務業，推動產業在區域間梯度轉移，創造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三是加強財稅、金融、產業、投資、貿易等經濟政策與就業政策的銜接配套。四是應實行公共投資和重大項目建設帶動就業效果的評估機制。《意見》在這些方面都進行了明確。

　　記者：這是不是也有利于進一步釋放人口紅利？

　　信長星：根據“六普”數據測算，2020年之前，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年均仍在1500萬人以上，到2030年之前，勞動年齡人口將一直保持在8億人以上。應該說，我們的“人口紅利”還是存在的。而隨著教育的發展，人口素質的提高，創新驅動的實施，“人才紅利”潛力更大。

　　另外也要看到，勞動力供給特別是青年勞動力確實有所減少，同時勞動力結構也有新變化，不利因素是勞動力大齡化趨勢明顯，有利因素是青年勞動力素質將不斷提高。這種變化，將為轉型升級提供高素質人力資源支撐，但若把握不好，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結構性矛盾，未來一個時期的就業形勢仍將十分復雜。

　　因此，“良性互動”既要通過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反過來，也要通過促進就業，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人才資源，發揮我們的人口紅利，尤其是要充分釋放人才紅利，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話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 信長星 本報記者 白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