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18日，孫蔚如為“九一八事變”一周年題詞，原載《西北文化日報》。
原標題：三秦子弟多壯士 保家衛國慨而慷
“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這是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時，中共領袖毛澤東所撰寫的祭文。在民族存亡絕續面臨生死考驗的歷史關頭，這番鏗鏘有力的誓詞說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聲，發出了聯合抗日、外御其侮的時代最強音。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蠶食中國的危局，三秦兒女同全國人民一起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盧溝橋畔的槍聲，更是激發了陜西軍民的抗日激情。“七七”事變次日，陜籍將領趙壽山、孔從洲等就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纓參戰，群眾更是自發組織了抗日義勇軍，要求奔赴前線。抗日戰爭期間，有近120萬三秦兒女入伍參戰。這百萬三秦兒女，分別追隨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陜軍三十八軍孫蔚如部、九十八軍武士敏部、二十二軍高雙成部、一二八師王勁哉部、新編二十七師王竣部及中央軍等各部，踏出潼關，征戰四方，血灑疆場，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可泣可歌的戰歌，用巨大的犧牲阻止了日軍的前進，成為抗日的中堅力量。
一
1933年5月，馮玉祥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一大批陜西籍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如張慕陶、武止戈、許權中、王霖、謝子長、閻紅彥、周益三、楊曉初等先后參與抗日同盟軍的籌建及對日作戰，并收復失地，是“九一八”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的失地。武止戈、強龍光等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較早的陜籍將領。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陜西省委號召38軍部隊的共產黨員站到第一線，在抗日戰爭中起模范作用。1937年8月，以共產黨員許權中任旅長的529旅開赴抗日前線，在南懷化陣地，浴血奮戰14晝夜，全旅3000多人，傷亡2000多人，其中共產黨員閻揆要團原有黨員200多名，戰后只剩下60余名。
八路軍主力出陜抗日后，邊區成立八路軍留守兵團。留守兵團警備六團，是陜北紅軍時期的老部隊。從首任團長王兆相、政委張達志到各連排戰士，絕大多數都是陜西人。抗日戰爭期間，警備六團先在黃河西岸負責河防，后渡河入晉，先后創造了阻擊馬站堡、伏擊石板溝、兩打廠漢營、夜襲紅沙壩、王老溝奔襲戰等輝煌戰績，讓盤踞在晉北的日偽軍吃盡了苦頭。連當時的日偽報都對其中一些戰斗情況進行了報道，并哀嘆日軍的傷亡。
同時，陜西籍的李達、張宗遜、包森等一些八路軍將領充分發揮游擊戰的特點，參與和指揮了一些著名戰役，成為抗戰史上的傳奇。如李達任太行軍區司令指揮了道清戰役、安陽戰役等，這些戰役靈活機動、聲東擊西，解放了大片國土，使太行根據地與新開辟的豫西根據地連成一片，連日本軍方也不得不承認“太行軍區的共軍一向被稱為該邊區軍區中的最精銳部隊”。張宗遜指揮的陳莊殲滅戰，設伏、阻援、誘敵、伏擊巧妙配合，斃傷俘日偽軍1200余人，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敵后的模范殲滅戰之一，至今還為軍事院校教員所稱贊。包森指揮的白草洼伏擊戰創造了冀東抗日戰場全殲整連日軍的首例，成為冀東的經典戰例。1942年2月，包森率部在遵化縣指揮作戰時，被子彈擊中頭部，光榮殉國。
二
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是一支地道的陜軍，在民族危亡時刻，毅然聯合東北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為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奠定了基礎。西安事變后，十七路軍被縮編為三十八軍，下轄十七師和一七七師，趙壽山、李興中任師長。
“七七事變”次日，正在廬山受訓的十七師師長趙壽山和陜西警備二旅旅長孔從周等陜籍將領紛紛請纓抗日。7月下旬、8月中上旬，十七師、一七七師五二九旅和教導團，先后開赴華北前線。在保定，十七師戰士們用集束手榴彈炸毀日軍坦克，用大刀和敵人搏斗。在娘子關，十七師與敵血戰九晝夜，從陜出征時的一萬多人，戰斗結束時只剩下幾千人，受到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來電嘉獎。教導團扼守舊關數晝夜，傷亡1800多人，受到戰區副司令長官贊揚，事跡被寫進劇本。五二九旅在忻口戰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傷亡達三分之二，指揮官衛立煌嘉獎道：“自許旅增援上去，忻口陣地轉危為安。”
1937年11月太原淪陷后，日軍兵臨黃河，剎時，西安城內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陜西省主席孫蔚如在西安各界集會上發表演說，表示自己決不生離西安，并發出“守土抗戰”的通令，派遣部隊在陜東河防地區，加強工事。
1938年5月，一七七師主力東渡黃河，攻占張營鎮，乘勝收復晉南三角地帶的13個縣，使日軍驚呼一七七師“驍勇善戰，不可輕敵”。
6月，三十八軍改編為三十一軍團，孫蔚如任軍團長。7月，孫蔚如辭去省政府主席職務，親率三十八、九十六兩軍東渡黃河，進入中條山對日作戰。11月，第三十一軍團又改編為第四集團軍。從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陜軍在此先后與10余萬日軍血戰百余次，其中以“六六會戰”、望原會戰等最為激烈，先后粉碎了日軍對中條山的11次“掃蕩”，使日軍西窺關中、南伺河洛的計劃一再落空。第十七師師長耿志介也因“地處險境，接連收復數座縣城”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日軍無奈地稱中條山是他們侵華的“盲腸”。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稱三十八軍為中條山的“鐵柱子”。1940年的《掃蕩報》曾這樣評論：“敵人進攻中條山有十多次，每一次都遭到了慘痛的失敗。這完全是我們堅守在中條山上的三十八軍的共榮功績。兩年來，這群三秦健兒擊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進犯。就好比一根鐵柱子撐持著中條山，把我們當地陣地守衛得越加堅固而不可侵犯了。”在中條山堅持抗戰近三年，陜西子弟兵有2.1萬人犧牲在了中條山下、黃河岸邊。
1940年l0月，第四集團軍調離中條山，擔任黃河洛陽至鄭州間的河防任務。1944年4月中旬，日軍發動河南戰役，第4集團軍在鞏縣以東奮勇阻擊，530團堅守虎牢關據點7晝夜，斃傷日軍2500余名。在登汜陣地和韓城鎮兩次大戰中，均予日軍以重創。在駐守河南期間“水、旱、蝗、蹚”四害同時出現，餓殍遍野。孫蔚如、趙壽山號召部隊官兵節約軍糧賑災救民，并自籌經費，買糧廣設粥廠，活人無數。
三
同為陜軍第十七路軍血脈的九十八軍、新編二十七師、王勁哉一二八師，繼承了陜軍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傳統。“七七事變”后，先后奔赴抗日前線。
新編二十七師駐守中條山防線后，與日軍作戰數十次。1941年5月，在中條山會戰中，師長王竣壯烈殉國，殘部在副師長梁希賢的率領下南撤渡過黃河。梁自恨無顏面對家鄉父老，投河自盡。
九十八軍在中條山會戰中堅守陣地。會戰失敗后，拒絕撤退，轉戰敵后。1942年9月，被日軍包圍，經數日激戰，傷亡慘重，軍長武士敏壯烈殉國。
王勁哉一二八師，原為第38軍第17師第49旅，先后參與豫東會戰和徐州會戰，后占據沔陽、仙桃等鄂中六縣獨立開展抗日活動，多次重創日軍。1943年，日軍為發動鄂西會戰，三路圍攻一二八師，王勁哉受傷被俘，堅貞不屈。
陜北高原上的二十二軍，原為陜軍井岳秀部，后為二十二軍，高雙成任軍長。抗戰期間，二十二軍始終扼守綏遠伊盟和陜西府谷、神木河防，與進犯的日偽軍作戰數十次，予敵以沉重打擊，阻止了日偽軍對黃河防線的侵犯。
陜北高桂滋的八十四師，后為第十七軍，先后參加過長城抗戰，察哈爾井兒溝戰役，平型關戰役，中條山戰役，多次重創日軍。毛澤東曾致信高將軍：“抗日之役，光榮歷史國人同佩。”
二十八師源出陜軍李紀才部，抗日戰爭期間主要擔負黃河河防任務。董釗曾率部參加徐州會戰，在郯城北澇溝與日軍激戰三天，挫敗日軍。
此外，“七七事變”后，陜西民眾自發組織了一支“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后被政府授予“陜西抗日義勇軍第一縱隊”，張飛生為第一任司令；不久后，何文鼎任司令。主要從事修筑河防工事，后配合主力部隊打游擊。1940年4月赴綏遠增援，在趙北口與日軍激戰三晝夜，受到傅作義稱贊。
抗日戰爭初期，陜西平民縣縣長續儉募集百余名勇士，組成游擊隊渡河殺敵，足跡遍及黃河東岸山西永濟至虞鄉一帶的廣大鄉鎮，殲敵數百名，被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忠勇可風”予以表彰。
四
在國民黨正面抗日戰場，陜西籍的關麟征、杜聿明、董釗、張耀明、劉玉章、胡璉、高吉人、張靈甫等也秉承了陜西人剛毅、不怕犧牲的精神，參與和指揮了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些經典戰役。
1933年3月，關麟征、杜聿明指揮25師參加長城古北口戰役。在戰斗中，關麟征被炸彈炸傷，渾身是血仍力戰不退。終于擊退了敵人、占領了高地。古北口戰役被日軍認為是“激戰中的激戰”。關麟征獲國民政府頒發的青天白日勛章一枚。《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撰寫社論《愛國男兒，血灑疆場》以賀其功。1938年三四月間，關麟征、張耀明率52軍參加了臺兒莊戰役，給日軍以重創。軍事評論家稱臺兒莊戰役中負責防守的孫連仲和負責攻擊的關麟征為“孫鋼頭”和“關鐵拳”。1938年夏，蔣介石在武漢珞珈山軍官團講話時稱：“中國軍隊如都像五十二軍那樣戰斗力強，打敗日本軍隊是不成問題的。”1939年9月、10月，關麟征15集團軍指揮取得“湘北大捷”，成為黃埔將領中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的第二人。抗日戰爭時期是關麟征一生戎馬生涯的黃金時代，他曾自我評價說：“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1938年10月，張靈甫率部奇襲張古山，在短兵相接中，身中7塊彈片，鮮血直流仍繼續指揮戰斗，成為萬家嶺大捷中的關鍵戰役。
1939年10月，杜聿明指揮的昆侖關戰役，是中國軍隊對日軍攻堅作戰的首次重大勝利，沉重打擊了被譽為“鋼軍”的日軍王牌第五師團。
1943年5月，胡璉堅守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死守石牌要地，與敵展開激烈的肉搏戰，使戰場上一時沉寂，并最終取得了被譽為“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石牌戰役的勝利。在決戰前，他給父親、妻兒寫的訣別書，至今讀來還讓人熱淚盈眶。戰后，胡璉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
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國共兩黨團結御辱的結果，更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開始。在整個抗戰時期，除陜北的府谷等地短暫淪陷外，三秦兒女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道防線，守住了家鄉，保衛了全中國。作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曾經的陜西省主席、第四集團軍司令陜西人孫蔚如任武漢戰區受降主官，見證了那激動人心的一刻。
陜西，作為抗戰的大后方，陜甘寧邊區首府的所在地，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杰出貢獻。自抗戰軍興，冀、魯、晉、豫諸省相繼淪陷，難民、軍隊、學生的大量擁入，陜西納糧數及人均負擔均超過全國其他省份。以1944年度糧食產量與捐納食糧的比例計算，后方15省糧食產量中捐納田賦者，尚不及百分之四，而陜西竟達百分之十以上。陜西兵員的征發人數和征發比例在全國各省份中也居于前列。在抗戰期間，陜甘寧邊區3萬多名青年參軍抗日，占到延安縣、市總人口的10%。在國民黨統治區，人口937萬人，征兵115.6萬人，平均不到9人就有1人入伍參戰。犧牲的陜西籍抗戰英烈達數十萬人。在關中一部縣志中，僅抗戰烈士名錄就記載了滿滿十余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