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漁業都是我國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食物安全供給和廣大漁民的生計。然而，當前資源約束趨緊、生產成本攀升、市場需求多元化以及生態環境壓力增大，傳統漁業模式面臨多重挑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智慧漁業應運而生。近年來，從近海捕撈到深海網箱，從傳統塘養到循環水工廠，數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漁業生產與管理方式。智能傳感、物聯網監控、大數據分析、無人機巡航、電商直播等場景在漁區加速落地，數字技術已成為推動漁業現代化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引擎。

　　在智慧漁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矛盾也逐漸浮現：部分智能裝備價格高、操作復雜，漁民“望而卻步”；一些示范項目“重建設、輕運營”，可持續性不足；養殖、氣象、市場、物流等數據分散在各部門與企業間，形成“數據孤島”，難以支撐全產業鏈協同；傳統漁民數字技能薄弱，“數字鴻溝”制約技術紅利釋放。如何推動智慧漁業賦能廣大漁民？這既關系到漁業高質量發展的成色，也影響著漁區振興與漁民增收致富的大局。

　　制約智慧漁業深入發展的瓶頸何在？

　　首先，漁業數字基礎設施仍存在薄弱環節。海上、湖區、偏遠養殖區網絡覆蓋不穩定、通信成本高，限制了實時監測、遠程控制等技術的普及與應用。

　　其次，從業人員數字素養與人才支撐不足。漁業從業者年齡結構偏大，對智能終端、數據平臺的接受度和操作能力有限，導致部分先進系統使用率低、效能打折。

　　第三，項目建設與長效運營脫節。不少智慧漁業項目依賴前期投入，后續運維、更新、培訓、服務跟不上，缺乏市場化、可持續的運營機制，容易陷入“建而不用、用而不久”的困境。

　　第四，數據要素價值挖掘不深。生產環境、飼料投喂、病害監測、市場流通等數據未能有效匯聚、共享與分析，數據驅動科學決策、精準管理、風險防控的能力尚未充分發揮。

　　推動智慧漁業行穩致遠，需要努力闖過三道“關”。

　　闖“技術適配關”，讓技術從“高大上”走向“接地氣”。智慧漁業的核心不是技術的簡單堆疊，而是切實回應漁業生產的真實痛點。技術研發應立足漁情、貼近漁民，追求實用性、易用性、耐用性與經濟性相統一。例如，開發防水抗腐蝕、低功耗、易操作的養殖監測設備，推廣語音交互、一鍵報警的船載智能終端，構建直觀清晰的病害人工智能識別與預警系統等。唯有以“漁民會不會用、用了有沒有效”為根本標準，避免脫離實際追求華而不實的“技術形象工程”，數字技術才能真正扎根漁港、賦能一線。

　　闖“數據融通關”，讓數據從“孤島”匯成“陸地”。數據是智慧漁業的“血液”與“燃料”。必須加快建設覆蓋全產業鏈的漁業大數據平臺，推動科研、生產、環境、加工、流通、消費等環節數據互聯互通。探索建立權責清晰、安全可信的數據共享與交易機制，通過數據確權、隱私保護和收益反饋，讓漁民、企業等成為數據紅利的創造者與分享者。促進漁業數據與保險、信貸、文旅等跨領域對接。讓數據真正成為提升產業韌性、透明度和競爭力的戰略資產。

　　闖“應用普惠關”，讓智慧成果從“局部”走向“全域”。智慧漁業的生命力在于廣泛應用。一方面，確保各類從業群體“跟得上”。針對傳統漁民和老一代養殖戶，開發低門檻、簡易化的培訓工具與輔助應用；針對養殖大戶與合作社，提供模塊化、可定制的數字化管理方案；針對漁業企業，鼓勵運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提升自動化水平。另一方面，推動各類生產區域“全覆蓋”。持續加強近海、遠海、內陸水域的網絡與電力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綜合利用5G、衛星通信等技術，保障通信連續穩定。支持打造智慧漁港、深海養殖工船、數字生態漁場等集成示范，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多種模式。

　　智慧漁業是一項涉及技術革新、產業重構、主體轉型和治理升級的長期系統性工程，應該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循序漸進的原則，在頂層設計的統一規劃與基層實踐的多樣探索之間找到動態平衡點。只有持續破解發展關卡，推動技術實用化、數據資產化、服務普惠化，才能讓智慧漁業真正成為漁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力，為漁區全面振興和漁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智慧動能。在數字中國與農業強國建設的宏偉征程中，智慧漁業必將乘風破浪，駛向深藍。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