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的高爾夫球場，正面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清理整治運動。

　　發端于蘇格蘭的高爾夫運動，于上世紀80年代被引進中國后，卻逐漸發展成了“富人的游戲”，成為一種身份象征。

　　而為了彰顯這種身份象征，國內的高爾夫球場往往大多講究“貪大求全”，占地規模很多都在1200畝以上。問題也就接踵而至，違規占用土地甚至耕地，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水資源浪費嚴重……

　　盡管國家近十年連發了11道禁令，中國高爾夫不但沒有得到限制，反而逆勢飛揚，迅猛增長。2014年，高懸在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真正落下。這是國家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一大措施，也是高爾夫行業的拐點。

　　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高懸在高爾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在2014年真正落下。

　　再過半年，確切地說是到2015年6月30日，如果你是一個資深高爾夫球友，你會發現原來的俱樂部或許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也或許有了新的合法身份。

　　從2014年7月開始，全國掀起了一場高爾夫球場整治運動，而這次整治也被業界稱為繼2004年之后的政策緊箍咒。

　　政策緊箍咒源于一份官方文件——2014年7月前后，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中央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發改社會[2014]1496號)。

　　該文件明確，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

　　與以往禁令不同的是，這次整改給出了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取締類球場必須在2014年12月31日結束，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禁令之下，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將何去何從？關閉或退出的球場，其會員的利益又該如何維護等問題，值得關注。

　　利劍落下

　　1月19日，上海國際高爾夫鄉村俱樂部球場接到了上海市青浦區環保局發來的退出通知。

　　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國際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是上海乃至華東地區第一個國際標準的18洞高爾夫球場。

　　因地處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內，依據水污染防治法及國家發改委等11部委的上述通知精神，青浦區政府要求，該球場必須于2015年3月31日前退出。

　　這個消息對于上海國際高爾夫鄉村俱樂部的會員們來說很是突然。但實際上，一場清理整頓高爾夫球場的行動早在2014年就已經在全國多地悄然展開。

　　“四川高爾夫球場除麓山和牧馬山以外，全部接到整改通知，四川高爾夫或將幾乎全軍覆沒。”1月8日晚，中國業余高爾夫球員劉強在其微博上發布了這條令他“稍感遺憾”的消息。

　　曾在北京一家高爾夫球場管理層任職的王猛(化名)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由于受冬季氣溫所限，一般每年12月到來年3月，北方大多高爾夫球場都會歇業；但此輪球場封場檢查，主要是為了配合政府整改要求，進行環境評測。

　　地處北京市朝陽區東五環外的觀唐高爾夫俱樂部，2014年9月19日突然宣布關閉。當天，該俱樂部的部分球道就開始被鏟除。

　　據媒體報道稱，自2014年9月至年底，北京至少關閉了12家高爾夫球場。

　　與此同時，最早興建高爾夫球場的廣東，也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清理整頓。

　　在廣東省政府擬定的100家需要進行清理整頓的高爾夫球場名單中，5家將被取締，8家退出，7家撤銷。

　　中國這次對高爾夫球場的整頓，甚至引起了外媒的關注。《華爾街時報》評價認為，這次整頓可不是“一陣風刮過”。

　　關于這次達摩克利斯之劍真正落下的原因，有業內人士對法治周末記者分析說，中國高爾夫從引進伊始就被神秘化、高端化，而縱觀這些年中國高爾夫的發展，其不僅消耗諸多社會資源，也成為很多腐敗行為的避護所。

　　當然，中央政府祭出重拳整治，并不是要全面禁止這項運動，而是要使其朝著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擠出泡沫

　　要真正探究中央政府重拳整治高爾夫行業的意圖，還得從高爾夫在中國的30年“妖魔化”之路說起。

　　“必須承認，在高爾夫發展的這30年里，確實也經歷了無序發展的階段。”崔志強說。

　　崔志強，原中高協秘書長，經歷過中國高爾夫從引進到飛速發展再到如今的困局，在提到與中國高爾夫有關的政策時，他將其分成了三個時期：開放、限制和關閉。

　　高爾夫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配套產物——為了吸引外商。那時的高爾夫，就像當時建造的五星級酒店、國際機場一樣，其實就不是給大眾準備的。漸漸地，高端、奢華、上流社會等詞匯就成了高爾夫的標簽。

　　而隨著一些高級官員開始打高爾夫，1995年前后，社會上開始出現了另一種聲音，認為，高爾夫球場已演變成政府官員和商人之間權錢交易的渾濁場所。

　　在崔志強看來，這段時間國家政策方面已經開始限制高爾夫的發展了。

　　其實，自1993年開始，國家就隔三岔五出臺各種相關的政策法規，限制高爾夫球場的建設，且力度在逐年加大。

　　至于“關閉”，則源于2004年出臺的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政策。

　　十年之后，2014年國家對高爾夫球場的整頓被崔志強認為是為高爾夫行業擠出泡沫的一個大動作。

　　盡管這次整治被媒體冠以反腐的名義，但在崔志強看來，這次整頓也是本屆政府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一個措施之一。

　　有業內人士指出，本輪高爾夫球場整飭工作由中央最高層力推，這也意味著中國高爾夫球場將迎來命運的節點，地方違建與國家政策長達10年之久的博弈也許宣告結束。

　　從1993年頒布第一道禁令，至今已先后有11道禁令出臺，但我國的高爾夫球場依然野蠻生長。

　　“雖然規格越來越高，但中央的禁令方向還不是很清晰。”中國政法大學高爾夫規則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守仁說，“沒有一項制度來明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界限。”

　　因此，盡管禁令的規格越來越高，但崔志強認為國家的公信力還是受到了空前的挑戰。

　　“國家沒有明確的規定，再加上高爾夫行業屬于多部門管理，國家旅游局，體育局，國土資源部、發改委等等，政出多門，往往到執行時就打了折扣。”劉守仁說。

　　而在崔志強看來，2014年對高爾夫的整治無論是對行業本身還是對產業、服務和投資來看，都是一次利好的信號。“這其實也是對新建球場的保護措施。”

　　直至目前，在2004年高爾夫球場的大限到來之后，并沒有一個確切的官方統計數據來說明現在高爾夫球場的現狀。

　　劉守仁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除了曾經在國土資源部登記在案的10家高爾夫球場之外，從嚴格意義上說，其余的都不屬于國家所規定的合規的球場。

　　這意味著，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到這些球場身上。

　　而這并非危言聳聽，在剛剛過去的半年，高爾夫球場的關閉潮在北京、廣東、山東等地輪番上演，一場清理整頓高爾夫球場的大幕，在全國迅速拉開。

　　捆綁的利益

　　根據朝向集團發布的《中國高爾夫行業報告》顯示，全國高爾夫球場數量由2004年的178家增長至2013年的521家，我國高爾夫人口已突破百萬，核心人口也從30萬發展到40多萬。

　　在數字飆升的背后，崔志強認為這和以往以GDP考核干部的政績觀不無關系。

　　“在可持續發展提出之前，我們政府考核干部是以GDP為硬指標，而高爾夫球場的建設恰恰符合了大宗土地開發、投資等條件，因此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極大歡迎。”崔志強說，“也就是說，是政績觀的影響。”

　　這種說法得到劉守仁的認同。“地方政府明知道違規，但因為建一個高爾夫球場能帶來稅收、就業等方面的實惠，所以也就批準了。”

　　其實近年來來自政府層面的禁令，雖然主要圍繞球場的用地問題，然而，禁令的輻射范圍卻影射到了整個高爾夫行業。

　　除了球場整頓升級之外，2014年5月中旬，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被納入特殊用水行業，水費每噸由4元提高到160元。這讓行業內叫苦不迭。

　　而高爾夫項目企業所得稅的稅率達到25%，遠高于一般體育項目的稅率。

　　行業數據顯示，一座18洞高爾夫球場的投資成本在1.5億元左右，每年的維護成本約為3000萬元。

　　此外，新一屆中央政府推行的“八項規定”，對國企和政府官員的行為進行規范，直接導致了球場生意直線下降。

　　“現在最好的時候，只有原來的40%。”北京一家高爾夫俱樂部高層對媒體表示，“現在算得上是最難的時候。”

　　“就現在的狀況，這個數字對任何一家球場來說無異于天方夜譚。”有球場經理表示，“如果將高爾夫捆綁搞房地產，不僅可以作為球場經營的利益平衡點甚至是利潤增長點。”

　　以昆明市區某高爾夫項目為例，該項目總用地3000多畝，其中1000畝用來建造別墅，按兩萬元每平方米計算，一幢300平方米的別墅可以賣到600萬元，而按照0.3的容積率計算，1000畝土地可以建300幢別墅。這樣算下來，18億元資金就可以輕松收入囊中。

　　劉守仁每次到球場調研都會遇到球場老板和他哭窮，但心直口快的劉守仁每次也和那些老板反算一筆賬，“和房地產的合作以及會員卡的發放讓你們的資金基本已經回籠了”，每次話題至此，大家都不說話了。

　　在業內人士看來，房地產和高爾夫球場在過去十幾年中迅速增長，二者密切的關系，讓來自國家層面的“規范”屢屢未彰。“這與地方政府的政績掛鉤，因此，地方政府就是現如今高爾夫球場以各種非高爾夫名義出現的保護傘”。

　　卸下擔子

　　“沒有一個體育運動能有這樣的命運。”中國政法大學高爾夫規則與文化研究中心運營總監吳涌植無奈地說。

　　吳涌植同時還是一名資深球友，每每談到高爾夫運動這些年走過的歷史，他都很激動。“這是一項文化內涵非常豐富的運動，講究的是服務和禮節意識，能培養良好的習慣，我打高爾夫球這么多年，從沒見過哪一個球友遲到過。”

　　讓他不解的是，這么好的一項運動，為什么到中國就變了味兒，而國家的一再治理，能否還高爾夫本來的清新樣貌，也值得觀察。

　　國際高球三巨頭之一、著名的高爾夫球場設計大師加利．普萊爾，在中國擔任過包括黃山臥虎高爾夫球場在內的多個球場的設計。

　　他對中國近期政府打擊高爾夫球場項目的行動，不但沒有感到沮喪，反而說：“我完全贊成中國政府的做法。”

　　普萊爾認為，中國應該重新考慮高爾夫運動，讓這項運動變得更具可持續性。同時，他希望看到中國政府建設公共高爾夫球場，向普通老百姓開放這項運動。

　　面對消費者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堵代管的方法顯然不再適用。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應該采取堵疏結合的方法來規范高爾夫行業的發展。

　　一方面遏制在高爾夫球場上的亂消費行為，尤其是管住政府官員、國企負責人等的灰色消費；另一方面，推出有效舉措，疏導市場需求。

　　從有關舉措來看，中央政府祭出重拳整治，目的在于使高爾夫行業能夠朝著規范化的方向去發展，但目前尚無具體的規范措施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