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視角

　　□馬滌明

　　貴州省遵義市司法局宣布撤回此前遭到廣泛質疑的一份文件，這份2014年年底出臺的文件曾要求：律師在遇到“擬作無罪或改變罪名辯護的刑事案件”等15種情況時視為“重大案件”，應當及時向律所報告，律所和律師遇到“辦理重大案件”時，需要向主管司法局報告。(2月1日《中國青年報》)

　　司法局沒有權力作這種規定，因為沒有法律依據。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遵循依法的原則，法無授權不可為，在當今這已是常識。司法局的“重大案件報告”規定引起律師們的“爭議”，要求公開法律依據，就是基于這一原則。既是常識，遵義市司法局不會不懂，明知違法卻執意為之，套用流行語說，這就是權力“任性”。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就是社會權利監督制約政府公權力的一種機制。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法。現實中，政府部門不理睬社會監督，對公民或組織要求公開信息的申請，或置之不理、拒絕公開，或是即便公開了，不合理或不合法的問題暴露于公眾層面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的情況，并不少。安徽阜陽采購公共自行車，每輛價格近萬元，市民申請公開信息，卻遭官方“嗤之以鼻”。如果官方對公民的“嗤之以鼻”生效，而最后是公民拿政府沒有辦法，監督便失效了。這種結果于建設廉潔政府，保證社會穩定與和諧，都是不利的。

　　遵義市司法局撤銷“律師報告制度”，與阜陽市官方在公共自行車問題上的“嗤之以鼻”，是面對公民監督的兩種不同選擇，對公民監督的“嗤之以鼻”，顯然是反民主、反法治的，最終結果將制造官民之間的分化與對立，以及政府公信的嚴重毀損。而政府一旦失去公信，公共管理效率必然降低。更可怕的是，社會監督效力越弱，則權力腐敗的機會也越多。

　　政府必須接受社會監督，這是毋庸置疑的；對遵義市司法局接受公民監督問題上的自覺成分，我們當給予肯定。這件事給我們的啟示是，社會監督越有效，權力任性的沖動就會越小。通過改革權力體制，完善社會監督制度，讓公權力在更多、更有效的制約制衡中運行，事實上會實現多贏的結局——公共利益最大化；減少權力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