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王永利
數字人民幣使命光榮、意義重大、時間緊迫，必須總結經驗去偽存真，開拓創新加快推進，盡快推出并形成國際領先優勢，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金融新體系新秩序的建立。
2025年5月以來，美國、香港競相推動穩定幣和加密資產（數字資產）立法，美國同時推動立法禁止發行數字美元，引發全球性穩定幣及加密資產立法與發展高潮。這也引發中國是否應該全力推動人民幣穩定幣立法與發展，以及還要不要推進數字人民幣發展的熱議。
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優化數字人民幣在貨幣層次之中的定位（突破前期確定的M0定位），進一步優化數字人民幣管理體系（在上海和北京分別設立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和運營管理中心），積極促進數字人民幣發展。11月28日，人民銀行等13個部門聯合召開”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炒作工作協調機制會議”（這里的“虛擬貨幣”就是加密資產），明確穩定幣是虛擬貨幣的一種形式，強調要繼續堅持對虛擬貨幣的禁止性政策，持續打擊虛擬貨幣相關非法金融活動。
由此，中國堅定推進數字人民幣發展，堅決遏制虛擬貨幣的政策取向已經完全明確。
當然，這一政策取向超出了不少人的強烈預期，還存在很大社會爭議。為此，需要講明堅決遏制虛擬貨幣的理由（參見王永利公眾號1025年12月5日文章“中國為何堅決叫停穩定幣”），同時，必須切實加快數字人民幣的創新發展和國內外廣泛應用，盡快形成其在國際支付上的獨特優勢，走出數字貨幣成功發展的中國之路。
必須準確把握數字人民幣的本質和定位
數字人民幣啟動的背景是：在2009年初比特幣區塊鏈正式投入運行基礎上，2013年以太坊區塊鏈及以太幣推出，同時推出ERC20開源版本，支持人們下載后即可通過ICO（首次數幣發行）投放新的“數字貨幣”并募集比特幣或以太幣，加之相關的“算力礦機”、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等的出現和發展，推動比特幣單價由年初200美元左右快速上漲，年底前一度突破1300美元，在世界范圍內引發對去中心數字貨幣及其將顛覆或取代國家主權（法定）貨幣的追捧。這在20國集團（G20）央行行長會議上引起高度警惕，多國（美國除外）行長普遍認為需盡快推出自己的數字貨幣——央行數字貨幣（CBDC），以抵御去中心數字貨幣的沖擊。自2014年起，包括中國在內，多國央行紛紛成立研究團隊，著手研究CBDC。其中，中國央行將其命名為“DCEP”（數字貨幣電子支付）。
但由于區塊鏈、分布式記賬、智能合約等技術，對央行而言都是全新的概念，各國對如何利用這些技術打造CBDC，并沒有充分的研究和基礎準備，在CBDC引發上也就難免出現偏差和問題，遇到諸多矛盾和挑戰：以太坊區塊鏈是去中心運行體系，而央行CBDC只能是中心化的數字貨幣，二者在邏輯上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如果CBDC也像比特幣、以太幣那樣，只有一層運行體系，勢必會對現有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社會主體”的雙層運行體系以及貨幣清算與金融體系產生嚴重沖擊，可能帶來難以控制的巨大風險。這使得多國央行在進入2016年之后，紛紛放慢或暫停CBDC的研發。
中國央行聯合相關部門在2017年9月4日宣布嚴禁ICO交易，并禁止銀行等金融機構參與相關交易清算活動后，央行DCEP的研發也進入反思調整沉迷期。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探索，央行明確要研發的就是數字人民幣，而不是人民幣之外新的一種貨幣，取消原來“DCEP”的叫法，其代碼在人民幣國際代碼“CNY”基礎上調整為 “e-CNY”。但為減少難度，率先實現突破并規避重大風險，明確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流通中現金（M0），即現金的數字化，主要用于替代現金和零售使用，完全沿襲現金發行管理規則，由央行集中投放和管理；企業、機構和個人都需下載央行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輸入規定的基本信息并驗證成功后，即可在APP列出的運營機構中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數字人民幣仍實行二元運營模式，一律不計利息，其與傳統人民幣現金或存款的兌換一律免費。
數字人民幣的提出，對各國CBDC的研發不能脫離主權貨幣具有撥亂反正重要的引領意義，但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M0，完全沿用現金投放和管理的規則，卻存在嚴重問題：供應量和應用場景非常有限，與移動支付相比不具優勢，難以充分調動運營機構和社會使用者積極性等，試點證明投入產出效果不佳，造成社會爭議很大，遲遲難以正式推出。
因此，對數字人民幣必須重新認識，準確把握其本質和定位。其中至少要準確把握以下幾點：
1、信用貨幣與數字貨幣是貨幣發展必然方向。貨幣的本質屬性是價值尺度（計價單位），核心功能是交換媒介（價值通證），根本保障是最高權威或信用保護（使其具有最高流動性和排他性。在國家主權成為最高權威與信用情況下，貨幣也就表現為主權（法定）貨幣，非主權貨幣很難與其競爭），內在要求是貨幣總量必須跟隨用貨幣計價清算的財富價值總額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這四點是全面準確認知和把握貨幣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
由此，貨幣就必須從可交易財富中任何具體品種中退出，包括不再與其錨定，擺脫不必要的物理載體的諸多限制（如供應量不足、價值單位難以充分細化、攜帶與交割驗證麻煩等），朝著信用貨幣以及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不斷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嚴密風控，更好地滿足交換交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由貨幣本質決定的，不可逆轉。
2、不能將貨幣等同于貨幣載體本身。貨幣在人類社會已有數千年歷史，主要經歷了自然實物貨幣（如中國的貝殼幣）、規制化金屬鑄幣（如青銅幣、黃金幣、白銀幣）、金屬本位制紙幣、脫離任何具體物品完全依托信用保護的純粹信用貨幣四大發展階段。信用貨幣表現形態又從現金（紙幣和硬幣），發展出存款、電子錢包、加密錢包等，不斷邁向數字化智能化，但這些發展變化的都只是貨幣的載體與表現形態，而不是貨幣本身，貨幣的本質屬性、核心功能與根本保障、內在要求都沒有也不應變化，否則，就不應都將其稱之為“貨幣”了！不將貨幣與貨幣載體區分開來，就難以準確認知和把握貨幣！
3、不能認為央行投放的貨幣就只能是現金。實際上，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投放機構的信貸投放取代現金投放，成為貨幣投放的主體渠道（這是保證貨幣總量能夠跟隨財富價值總額變化而變化的重要基礎）。即使央行投放基礎貨幣，也是更多地通過信貸方式并直接記入借款方在央行的存款賬戶上，表現為存款貨幣，而非現金貨幣。商業銀行同樣是通過信貸方式向需要貨幣的社會主體投放貨幣，并直接計入借款方在銀行的存款賬戶。現金不再是貨幣投放的基礎渠道，只有當社會主體需要現金時，才會用存款向銀行兌換現金，現金還可以隨時轉換成存款。銀行也可以按需隨時向央行進行現金與存款的轉換。現金和存款背后的貨幣是完全相同的，不能認為現金是央行投放的，其背后的貨幣信用就高于銀行存款背后的貨幣，否則，人們就不會輕易將現金存放銀行轉化為存款。同理，也不能因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支付機構吸收的同種貨幣存款作為存款機構負債的風險等級不同，就認為存款背后的貨幣也不同，并由此劃分出“央行貨幣”、“銀行貨幣”、“錢包貨幣”等，這都是將存款等同于貨幣，是不準確的。同時，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說貨幣是央行的信用和負債，也是違背現實和法理的，這種說法只有在金屬本位制紙幣階段才能成立。
隨著信息科技的進步，現金貨幣越來越多地被存款貨幣所取代，現金收付越來越多地被存款轉賬支付/記賬清算所取代——現金終將像貝殼、鑄幣一樣，徹底退出貨幣舞臺。
4、數字貨幣根本不同于傳統現金。現金特指具有物理載體，需要專門印制，有固定面值，沒有持有人標記，可以由持有人直接向收款人支付轉讓而無需中介，其保管完全由持有人自己負責的貨幣形態，本身需要嚴格加密保護以防假冒。
數字貨幣則無需物理載體，而是以加密賬戶方式存在，沒有固定面值，無需印制，主要由存款轉換而來，賬戶內的貨幣需要開戶機構承擔規定的監督管理責任（款項流失或出現差錯等，如果不是賬戶戶主造成的，都由開戶機構負責），需要對數字貨幣存款賬戶及其運用加密保護，一般按規定劃分不同層級，設定不同的開戶驗證條件和支付金額限制，驗證條件越簡單，支付限額就越低。
由上，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流通中現金（M0）并完全按照現金管理，無論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都是說不通的，必然嚴重影響其研發推廣，并對M0的管理造成影響，必須盡快調整到位，不能再猶豫不決或含糊不清。
數字人民幣就是人民幣的數字化，應盡可能覆蓋人民幣現金之外所有的金融業務領域，包括能夠以信貸方式派生，以及用于央行與金融機構間的往來清算業務（央行應帶頭使用）。
將數字人民幣歸屬為存款貨幣后，就不能再以“錢包”作為其表現形態，而應以“賬戶”作為載體，并滿足現有人民幣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保證金存款等各種存款業務需要。相應的，按照現有標準，數字人民幣就只能計入M1及M2，根本不應計入M0。
數字人民幣應與傳統人民幣一樣遵守相同的貨幣金融管理體系（包括金融機構業務分工和監管規則等，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部門的職責分工非必要不調整）。數字人民幣的各種金融業務，均應與傳統人民幣業務規定保持基本一致，該誰做的由誰做，該計息的要計息，該收費的要收費，其存款應按同等標準繳納法定準備金。在用戶端，應盡可能沿用移動支付或網上銀行的終端設備和操作方法，減少不必要的相關投入和對用戶體驗的影響（培育一種新的應用方式，需要很長時間和巨大投入）。數字人民幣完全不需像人民幣現鈔一樣，以毛澤東畫像等作為畫面，并標注“中國人民銀行”字樣和國徽，只需有“數字人民幣”字樣和開戶銀行名稱即可，從而大幅降低運行成本。
開拓創新切實加快數字人民幣發展
數字人民幣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必須有比傳統人民幣劃時代變革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
1、堅持所有數字人民幣賬戶都要通過下載央行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才能開立或派生。由此保證央行能夠將所有金融機構開立的數字人民幣賬戶全部勾連，通過定期（不必適時，可根據需要確定時限）將所有金融機構數字人民幣交易數據全部匯集，并按賬戶所有者進行歸并，全面掌握數字人民幣用戶、交易和分布等基礎信息和數據，形成價值巨大極為珍貴的金融數據寶庫，可以分析掌握資金流向，防范打擊洗錢、恐怖融資和偷稅逃稅等違法犯罪行為，有效維護貨幣主權和金融穩定。在這方面，數字人民幣已經有很好的技術儲備和初步實踐，應該堅持和光大。
2、運用區塊鏈、分布式記賬和智能合約等提高效率確保安全。央行要通過統一的APP歸集和保存海量的數字人民幣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對運行系統的安全和高效要求極高，僅靠央行一家很難承受，必須借鑒以太坊區塊鏈權益證明法模式，選擇足夠多的運營機構共同參與系統運行維護和分布式記賬存儲與驗證，并充分運用智能合約或AI技術，提高系統運行和交易處理效率，確保系統和數據安全。這方面數字人民幣同樣有較好基礎。
3、必須確保用戶身份信息真實準確及其交易數據的安全與自主可控。數字人民幣運行，不僅要切實加強賬戶及其運行全流程的加密保護，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必須從源頭上確保賬戶戶主身份的真實準確和安全保護。這就要求必須加強數字人民幣與數字身份證的高度綁定。
在使用傳統的卡片式身份證情況下，人們的姓名、出生日期、戶籍地址、身份編號等重要信息，全部標注在身份證上，并隨同身份證越來越廣泛的對外使用而廣泛流傳，其安全性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實際上，借鑒數字人民幣技術，包括身份證、社保卡、學歷證書等相關信息，都可以實現數字化加密化，無需信息表面化的物理卡片式載體。為滿足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需要，身份相關信息的數字化必須加快推進。在這方面，中國已有突破，具備世界領先優勢。
如果能實現數字人民幣與數字身份證（可能話，還應將社會保障、學歷證書等相關信息納入）相互連接和交叉驗證，就能充分保證數字人民幣使用者身份的真實唯一，形成包含更多重要信息的綜合身份加密賬戶（同時也是數字人民幣基礎賬戶），并支持由身份主體在線自主決定提交給誰、用于何處、有效期限等，防止被他人私自存儲和隨意使用，有效保護社會主體身份信息安全。央行還可以按照相同的身份信息，全面歸集其數字人民幣交易數據，并保護其對這些數據的權益等。在全面掌握法人或個人交易數據基礎上，還可由高水平專業組織，堅持自愿原則和商業法則，采取適當方式，對其提供財務分析、稅務管理、授信額度審定和資金融通撮合等方面的增值服務（這方面還需要仔細推敲科學設計，建立配套管理規則）。這將推動經濟社會真正邁入數字化智慧化發展新時代，具有劃時代重要意義。
4、數字人民幣應區分境內版與境外版。由于各國司法管轄區的存在，前述三方面要求，實際上只能在境內強制推行，很難適用于境外。這就像現有人民幣的各種管理規定，基本上只能適用于境內，而很難適用于境外一樣，包括人民幣境內清算體系都要與跨境清算體系適當分離一樣。因此，數字人民幣實際上也應該區分境內版和境外版分別考慮，其中境內版是基礎是重點，境外版只能在境內版基礎上，適應國際慣例或規則進行設計。
需要強調的是，在國家貨幣主權獨立情況下，要推出非主權貨幣，或者超主權貨幣，都是違反貨幣必須得到最高權威或信用保護的根本保障要求，是很難成功的。因此，即使是比特幣等加密資產（只能是資產而不是幣），以及穩定幣等，如果被一國明確為非法被嚴禁，要自由進出該國都是很難的。美元穩定幣能在全球廣泛使用，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元本身就是流動性最強的國際貨幣。如果美元穩定幣威脅到他國的貨幣主權，一定會遭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其強化反制或打擊。因此，中國不應跟隨美元穩定幣全力發展人民幣穩定幣，而應堅定推進數字人民幣發展，并加強在數字貨幣方面的國際合作，支持更多國家推出自己的主權數字貨幣，保護各國貨幣主權獨立與安全，建立多國數字貨幣運行平臺之間的接口（mBridge）和共同規則，促進不同數字貨幣的央行互換，提高跨境支付清算效率，降低清算運行成本，嚴密相關風險防控。在這方面，中國已有技術基礎和實踐案例，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當然，考慮到其他國家主權數字貨幣研發推廣還比較落后，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要依托mBridge開展，在效率上可能難以滿足國際化需要，由此，還可以考慮新的推進路徑：在境內數字人民幣賬戶款項進出得到嚴密監管基礎上，由銀行等支付機構直接與監管許可的全球公鏈（如以太坊等）連接，或者建立國家統一的公鏈網關，通過公鏈快速實現與其他國家的連接及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
5、數字人民幣需上升為國家級戰略項目全力推進。數字人民幣涉及面廣、挑戰很多、非常復雜，同時又面臨非常激烈的國際競爭，能否盡快推出并形成良好的國際競爭力，對推動金融創新，包括推動現實世界資產通證化（RWA）等，建立強大貨幣和金融強國影響巨大、意義深遠，時間非常緊迫，僅僅由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負責是不夠的，需上升為國家級戰略項目，在中央金融委員會內成立專門領導小組，具體工作由央行牽頭，相關部門參與，調動社會力量，集中有效資源，強化相互配合，確保項目質量，加快項目進度。
其中，央行也要處理好數字人民幣與現有的人民幣清算體系，包括銀聯、網聯組織，以及人民幣跨境清算體系（CIPS）的關系。央行已宣布在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設立的“三大平臺”（跨境數字支付平臺、區塊鏈服務平臺、數字資產平臺）的職責范圍也需嚴謹和規范。
數字人民幣使命光榮、意義重大、時間緊迫，必須總結經驗去偽存真，開拓創新加快推進，盡快推出并形成國際領先優勢，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金融新體系新秩序的建立。
王永利，經濟學博士，神州數碼信息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
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直接負責中國銀行對美國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以及中行核心系統統一優化的領導工作；Swift首任中國大陸董事；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對財務會計、貨幣金融、國際結算、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期貨及衍生品、互聯網金融、加密幣與區塊鏈、數字人民幣等，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