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見習記者馮紫彤、記者余紀昕

　　全球化浪潮下，近年來中資銀行的海外足跡已從星星點點，逐漸連綴成網。作為金融出海的“旗艦力量”，我國商業銀行正建立起覆蓋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與“一帶一路”沿線關鍵區域的綜合化服務網絡。

　　無論在紐約、倫敦、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國際樞紐地區，還是東南亞的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抑或歐洲大陸的波蘭、捷克、匈牙利、塞爾維亞，都可見其身影。這一網絡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為“走出去”的中資企業提供了堅實的跨境金融支持。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我國銀行機構的全球布局腳步正從過往以歐美為主的傳統市場，向“一帶一路”、東盟、中東、拉美等地區的新興市場多元均衡演進。

　　有中資銀行境外機構人士向記者表示，在不同區域，中資銀行的業務亮點表現出了鮮明差異。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主要聚焦基礎設施與能源合作，以項目融資和銀團貸款為核心：其中在非洲，側重于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而在拉美地區，則主要圍繞資源開發和貿易往來展開業務，并借力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服務深化。

　　這種基于區域特點的差異化經營或標志著，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策略當前已進入“因地制宜”、與當地產業周期深度綁定的新階段。

　　積極布局海外：中行“領跑”，新興市場成戰略重心

　　據了解，中資銀行的境外拓展主要采取代表處、分行和子行三種形式。其中，代表處功能受限，不能開展經營性業務；分行可依托母行信用展業；子行則作為獨立法人，能更深入地融入當地市場。從布局策略看，大型銀行往往在成熟市場直接設立分行或子行，而在經營不確定性較高的新興市場，往往從代表處起步，例如中行內羅畢代表處、農行杜尚別代表處等。

　　在地區點位的分布上，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梳理了各銀行2025年半年度財報，綜合分析了其境外機構布局，發現各大銀行的戰略選擇存在差異化特點。目前，中資銀行境外機構除覆蓋傳統戰略點位外，也正向著更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進發。

　　國有行仍是“出海”主力軍。當前，五大國有銀行的境外業務均穩步發展，且各有特色。

　　作為中國國際化歷史最悠久、網絡最廣的銀行，中國銀行的全球化布局最為領先。截至2025年6月末，其已在全球6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539家境外分支機構，覆蓋范圍居行業之首；其中包含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45個。中行今年的半年報中還提到，該行制定《中銀香港東南亞區域化發展行動方案》，發揮中銀香港對下轄東南亞機構帶動作用，提升東南亞機構綜合競爭力。加強中銀歐洲作為歐盟區域總部的能力建設，持續推進中后臺集約化運營。

　　工商銀行的境外機構數量緊隨其后，截至2025年6月末，工行在49個國家和地區布局了413家境外機構，并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30個國家設立了250家分支機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通過戰略持股南非標準銀行，將服務網絡間接延伸至非洲20國，展現出靈活多元的國際化策略。

　　農業銀行則在境外設有13家分行和4家代表處，業務上重點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中國企業“走出去”。

　　建設銀行在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有機構布局，并通過在中國香港、歐洲、新西蘭、印尼等地的子行布局，持續打造深度經營能力，強化了區域整合與本地化服務能力。

　　交通銀行的國際化布局同樣穩步推進。報告期末，交行在港澳、亞太、歐美等地共設有24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處，擁有68個境外營業網點，服務網絡橫跨五大洲和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可為客戶提供涵蓋存貸款、國際結算、貿易融資及外匯兌換等在內的綜合跨境金融服務。

　　與國有大行構建全球網絡的思路不同，股份制銀行的國際化步伐顯得更加“精準聚焦”。它們的海外布局往往集中于香港、倫敦等全球核心金融樞紐，以及韓國、澳大利亞等華人資本活躍的地區，目的是深耕跨境金融、財富管理等細分領域。

　　以光大銀行為例，其國際化進程始于2013年設立的香港分行，隨后逐步拓展至首爾、盧森堡、悉尼等地。如今，光大銀行已在亞、歐、澳三大洲擁有九家境外機構，形成了商行與投行、分行與子行協同運作的境外綜合經營體系。

　　而作為國內最早發展企業財富管理業務的銀行之一，招商銀行自2012年起便開始了私人銀行業務全球化布局，并陸續在香港、紐約、新加坡等地設立私人銀行中心和私人財富管理中心。2023年，中信銀行私人銀行客戶海外中心落地香港，依托信銀國際超70人的私行服務團隊，為其高凈值客戶訪港提供“金融+非金融”“境內+境外”一體化服務體驗。

　　興業銀行、浙商銀行、渤海銀行等也將首家境外分行設在香港。近期發生的是，2025年1月，浙商銀行香港分行私人銀行業務開業，計劃通過“善本信托”聯盟和“慈善+金融”服務模式，為客戶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務。

　　城商行的國際化策略則更具地域特色和客戶導向。例如，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幾何中心的東莞銀行，在2021年設立香港分行后，于2025年8月迎來持牌子公司開業，成為全國首家在港同時擁有子行和分行的城商行。位于云南的富滇銀行，則將布局延伸至鄰近的老撾，服務區域經貿往來。廈門國際銀行則通過境內母行與境外附屬機構澳門國際銀行、集友銀行的高效協同，構建了覆蓋閩港澳的金融服務網絡。

　　有中資銀行境外機構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近年來，中資銀行海外拓展策略發生有著顯著的轉變。2019年之前以快速擴張為主，通過新設機構或并購實現規模增長；2020年后則進入“優化加密”階段，新增機構數量有所放緩，但布局更聚焦于戰略價值高、風險可控的市場，并注重對現有機構的整合升級與數字化服務能力提升。

　　收入分化：境外營收增長現“分水嶺”，股份行成長性高

　　中資銀行紛紛布局海外，背后是明確的利潤驅動與市場機遇。

　　上述業內人士分析指出，當前境內資產收益水平仍面臨下行壓力，而境外市場仍能提供相對較高的利率水平，這為中資銀行帶來了可觀的息差空間，成為其拓展利潤的重要抓手。通過優化境外資產結構，將信貸資源投向收益更高的領域，銀行得以有效提升利息凈收入。

　　與此同時，東南亞、非洲大部分地區的金融業務發展水平與國內存在一定差距，這恰恰為中資銀行提供了進入的契機。憑借自身在部分細分領域的業務優勢，中資銀行可填補當地市場空白，通過與本地機構的互補合作實現共贏。

　　在此雙重動力推動下，各大銀行正以不同策略競逐全球市場。然而，記者查詢Wind數據發現，2025年上半年，主要商業銀行的境外營收雖整體保持增長，但行際分化趨勢日益明顯。從已披露數據的13家銀行來看，境外業務作為國際化經營與收入多元化的重要支柱，其在集團營收中占比的差異，更能直觀地折射出各行在全球布局上的戰略側重，以及對當地市場的適應能力。

　　首先，從絕對規模來看，2025年上半年大型國有銀行的境外業務收入保持了顯著優勢，并且增長勢頭較為穩固。

　　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以783.13億元的境外營收遙遙領先，不僅體量最大，且相較于去年上半年同期的679.54億元，實現了14.4%的穩健增長；境外機構營收占比也由去年6月末延續上升勢頭至23.77%。回顧2020年至今，中行境外收入始終穩居行業首位，占比長期維持在20%以上，顯示出其全球化網絡優勢的持續強化。

　　Wind數據顯示，工商銀行該項指標表現上雖以562.52億元的規模位居第二，且同比微降1.88%，但其境外機構營收占比穩定在13%以上，根基深厚。農業銀行今年上半年的境外機構營收同樣比去年上半年實現了21.03%的可觀增長。

　　建設銀行上半年境外營收達143.60億元，規模雖不及前兩者，但同比增幅高達40.92%。其境外機構營收貢獻度也從去年同期顯著提升至3.64%，展現出強勁的擴張勢頭。

　　最新業務進展方面，建行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介紹，2025年10月，建行上海分行聯動建行亞洲參與客戶新一輪全球備用銀團，參貸份額5750萬美元，進一步深化了銀企合作關系。此外，該行的境內外分行聯動協同效應也持續顯現，例如建行與澳大利亞某礦山巨頭合作，通過上海分行與悉尼分行緊密聯動，成功簽約并放款14.4億元人民幣，此筆銀團為迄今規模最大的非中資企業境外人民幣貸款項目。

　　其次，部分股份制銀行的境外業務表現出極高的成長性，成為一大亮點。浦發銀行2025年上半年的境外機構營收增速尤為突出。其上半年境外營收為79.15億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8億元，增幅達到119.37%，實現“翻番式”的大步增長，并且增幅為被統計銀行中最高者，國際化戰略成效顯著。

　　中信銀行和華夏銀行在今年上半年的境外機構營收方面也分別實現11.09%和8.65%的同比增長，占比均有提升；過去三年間，兩者的境外收入規模也呈現出穩步上升趨勢。

　　不過，光大銀行的2025上半年的境外機構營收相比去年上半年來看，出現了12.72%的下滑，民生銀行則基本與去年同期持平，這反映了在市場波動期，不同銀行的在業務調整和應對時或存在一定戰略差異。

　　值得關注的是，從該項指標在總營收中的占比來看，各銀行對境外業務的重視程度和依賴度各不相同。據wind數據，中國銀行的2025上半年境外機構營收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較高的比重凸顯了其獨特的全球性銀行地位。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以及新披露數據的興業銀行，其境外營收占比相對較低，均不足2%，說明其業務重心仍高度集中于境內市場，出海業務的潛在空間仍足。

　　深海行舟：合規、融合與品牌挑戰并存

　　深海行舟，暗礁隱伏。

　　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并生，盡管面對廣闊的潛在增長空間，中資銀行在境外市場所面臨的挑戰，相比境內市場仍更為錯綜復雜，更易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

　　監管差異已成為中資銀行海外展業的核心挑戰之一。有中資銀行境外機構人士對記者指出，近十年已有多家中資銀行在歐美等成熟市場因反洗錢、違反制裁規定等問題累計遭受近3億美元罰款。其根源在于中資銀行在海外需同時遵守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規則，雙方在監管體系、理念與執行上常存在差異，合規壓力頗大。

　　其次是人才與文化的融合挑戰。許多中資銀行海外機構的中高層仍以外派人員和華裔員工為主，本土頂尖金融人才占比有限。同時，在國際人才市場上，中資銀行在薪酬激勵等方面與老牌國際銀行競爭“還是相對缺乏吸引力”。

　　再者是品牌認知與市場適應能力的不足。除少數頭部銀行外，大多數中資銀行因國際業務起步晚、知名度有限，國際品牌影響力仍較薄弱。其開出的保函、信用證于部分市場的認可接受度在客戶看來可能會“打折扣”、難以保障企業海外項目順利落地。

　　另一方面，來自客戶端的市場需求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上述人士向記者指出，中資企業出海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階段：2017年以前，出海企業以大宗商品、工程承包、能源資源類為主，核心訴求是建立海外渠道；2020年至今，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業成為主力，更注重本地化深耕和持續發展，傳統單一貿易融資模式已無法滿足需求。

　　關于其所在行的境外客戶需求變化，一是服務層次升級，從簡單存貸匯擴展至全球司庫管理、跨境并購融資、項目融資、匯率風險管理、合規咨詢及ESG金融等多元化服務；二是技術需求革新，企業追求高度數字化、線上化體驗，期待區塊鏈、AI技術支持下的秒級跨境支付；三是貨幣結構優化，人民幣需求顯著提升，企業更傾向于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和投融資，降低匯率風險。

　　此外，受跨境電商熱潮帶動，中小企業正成為銀行境外金融業務的重要增長動力。它們的需求更具獨特性，更關注融資門檻降低、支付結算成本優化以及短期避險工具的易用性。

　　盡管金融服務供給日益多元，中企出海仍面臨融資難、避險難、合規成本高的三重困境，而這正是中資銀行伴隨企業出海所要解決的核心痛點，以及未來展業方向。

　　其中，跨境融資問題在中小企業中尤為突出，受制于抵押物缺乏、信息不對稱等因素，融資成本高、流程長、缺口大。跨境資金流動也因母國與東道國監管協同問題而受限，部分國家嚴格的外匯管制也會影響銀行業務落地。匯率風險管理也已成為關鍵需求，根據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布的《金融服務企業出海白皮書》，在新興市場，只有不足一半的大型企業及不足1/3的中小企業通過遠期合約對沖外匯風險。

　　另據德勤數據顯示，合規成本已占出海企業總成本的15%-25%，如果去除法律意識比較強的央企和國企，民營企業出海的合規成本已經超過30%。

　　破浪前行：重構競爭力

　　面對來自全球市場的多重挑戰與結構性機遇，中資銀行若想破浪前行，僅憑過去經驗并不足夠。業內人士對記者指出，未來銀行業的出海競爭力可能將圍繞四個核心維度展開：

　　一是深化全球化協同，通過完善全球網絡、整合境內外資源，強化區域總部職能，推動系統與業務互聯互通，實現跨區域高效協同。

　　二是提升本地化經營能力，針對不同市場實施差異化策略，加強跨文化培訓與人才本土化，深化對當地市場的理解，并積極與本地機構建立合作。

　　三是筑牢合規風險管理體系，與屬地監管保持常態溝通，建立全流程合規與反洗錢機制，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提升管理智能化水平。

　　四是加快金融科技創新，推進跨境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打造清結算分離的統一支付清算平臺，并積極參與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拓展其在跨境貿易中的應用。

　　從“廣布網絡”到“精耕細作”，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中資銀行的國際化已步入以“深度經營”為核心的新階段。未來的比拼，將是全球化韌性、本土化融合與綜合服務能力的較量。能否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持續創造價值，將成為檢驗銀行出海成色的真正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