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談防止校園性侵時，不能離地飛升——這機制那制度要完善，可別忘了，在有些農村地區，幼兒園連個像樣場地、合格老師這種底線性要求都沒達到，甚至出現了“幼兒園只有1個老師”的情景。

　　如果說，不久前的畢節兒童自殺事件極端悲情地呈現了留守之殤，那發生在寧夏靈武的這起性侵案，又將這道傷疤陳之于眾。據新京報報道，自2013年起，靈武市秀水梁村幼兒園唯一的教師黃振辛，多次對該校13名幼女中的12人進行性侵，甚至實施奸淫，其中11人為留守兒童。在100多戶人家的村莊中，這意味著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傷害。去年4月，該案終因兩個女童爭吵時“說漏嘴”而揭開蓋子。

　　愛幼護犢人之本能，何況是被譽為“園丁”的教師。可當教師與幼童的角色關聯被性侵案“重組”——尤其是一個年逾五旬的老師，竟能對一群稚氣未消的女童痛下毒手，那些幼女除一例外都遭到其侵害時，這只能是給人以深切痛感。

　　對這起影響惡劣的性侵案，不少人將反思落腳點鎖定在了“留守兒童”的受害者身份標簽上，也有人將問題歸結為教師資質審查不嚴等。這些都不無道理，可就該案看，一個更直接而現實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涉事幼兒園只有1名老師？在僅有1名老師的情況下，誰來對其肆無忌憚的性侵惡行實行起碼的在場監督制衡？

　　說到預防幼兒園性侵，我們可能會列出一系列舉措：如園方建立性侵事故應急預案，探索幼兒園、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聯動防范機制等等。可這內蘊的前提是：幼兒園從師資力量到日常運作，必須是合乎規范的，而不是1個人的“私有地”。換句話說，要防性侵，完善的軟硬件設施與人員架構是基礎性前提。

　　試想，若一所幼兒園連最起碼的教師數量都不夠，你還能指望其建立安全監控系統和立體化的幼兒教育監督體系？若一所幼兒園剛需式師資配備——園長、教師、值班巡查人員都集于一人之身，那內部監督格局也就無存，校園安全監管也無從談起。

　　事實上，全國各地在開辦幼兒園所需條件上，基本上都明確了基本辦校規模、師資力量等門檻，像寧夏明確的幼兒園評定標準中，就要求幼兒園規模不少于3個班；班均配備教師2人，保育員1人等。問題來了：為何僅1名教師的幼兒園，還能堂皇地存在？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門發布《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意見》，提出要加強對邊遠地區、山區學校、教學點的排查，對發現的安全隱患要及時整改。那對涉事幼兒園遺留的幼兒被性侵風險，當地又有無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案發幼兒園是村屬的。不妨試想：在城市里，也會有只有1個老師的幼兒園嗎？顯然不會。故其核心問題還是對農村幼兒教育公共投入的匱乏。有資料可供佐證：在我國用于公共教育經費的投入中，僅1.3%左右被用于學前教育，而這部分經費中的大部分又流向了城市幼兒園，供給農村幼兒園的經費所剩無幾。而僅1個老師，只是農村幼兒教育基礎設施普遍薄弱的映射。

　　因此，我們在談防止校園性侵時，不能離地飛升——這機制那制度要完善，可別忘了，在有些農村地區，幼兒園連個像樣場地、合格老師這種底線性要求都沒達到。在此情境下，相關部門須對農村幼兒園里的性侵害隱患加強篩查，但更重要的，還是以公共投入托底，先讓農村幼兒教育早日與“現代化”標準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