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影子內閣”和“第四權力”的美國思想庫，是美國內外決策的“外腦”，也是影響和塑造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機構。委身于這些智庫的“中國通”們，則以其淵博的專業知識、精辟的分析和地道的見解，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發揮著獨特作用。他們或有朝一日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親自參與決策，或提出新的戰略思維并“廣而告之”影響決策，或本身就發揮為政府發聲及開展二軌外交的作用。相關的討論會、重頭報告，甚至某位“大咖”的一篇文章，一段評論，都可能成為中國政府、智庫和媒體關注的對象。
智庫興盛是美國決策科學化、公開化和多元化的反映，與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團政治、政黨政治密不可分。美國智庫均以獨立性和客觀性自居，但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智庫和研究人員的影響力，既要看其研究水平，也要看其與執政黨的關系，更離不開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近年來，隨著中國智庫國際視野的拓展和交往能力的增強，中美智庫和學者交流日益熱絡，中國對智庫的運作方式和政策影響力有了更客觀的了解。
冷戰結束后，一些著名智庫積極參與美國對華政策辯論，對促成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出臺“中國軍力報告”、反對陳水扁“臺獨”活動、加強中美能源和環境領域合作等發揮積極作用。當前美國智庫正展開新一輪對華政策辯論，學術界也積極參與，各路英豪辯論的核心是美國是否應拋棄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按照其立場和傾向，辯論方大致可分為三派。一是強硬派，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阿什利 泰利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隆 弗里德伯格等。他們側重點雖不同，但均建議美國大幅強化對中國的制衡，減少接觸面。二是兼容派，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邁克 史文，建議中美可就亞太安全邊界開展大交易，以緩解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和化解可能的沖突。三是現狀派，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慶生等，總體認可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和對華政策，建議繼續以接觸和防范塑造中國的選擇。這些辯論具有風向標的功能，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保持敏感度并相應調整對美政策的分寸和火候。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智庫也一樣。美國一些知名智庫的真正影響力是靠“臺柱子”式的重量級專家。在爭相搏眼球的智庫圈，創新是制勝法寶，新理論、新觀點和新建議層出不窮，而沉穩老辣同樣能獲得業內的持久尊重。與那些標新立異的研究人員不同，李侃如、卜睿哲、貝德、蘭普頓、葛萊儀等老一代“中國通”，以扎實的學術研究或政策分析功底，相對冷靜和客觀的態度，持續影響著美國對華政策，塑造著政策辯論的方向。他們或為中美關系惡化深感憂慮，或建議中美拓展合作新領域，謹慎管控分歧，或呼吁政府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體現出很高的宏觀把握問題、駕馭中美戰略關系的能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新一代研究中國的專家也紛紛嶄露頭角。目前較為活躍的傅泰林(Fravel Taylo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達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 哈羅德(Scott Harold)等更關注具體問題，尤其是安全問題。這些新銳精力充肺，思維活躍，但因關注范圍較窄，研究領域較細，還不算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通。麥艾文(Evan Medeiros)和埃利 拉特納(Ely Ratner)等人則已實現決策圈和智庫的“旋轉”，成為這些年輕學者中的翹楚。
隨著中國崛起和中美利益交融增多，中美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在擴大，研究中國和中美關系的隊伍也在壯大。網絡安全、氣候變化、人民幣匯率、傳染病防治等功能性領域的專家，利用其專業知識贏得話語權，影響力不容小覷。例如，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詹姆斯 劉易斯，因長期關注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摩擦和分歧，其政策建議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中國海上力量的增強、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中美關系第三方因素的凸顯，越來越多的地區和戰略問題專家關注中國。中東、非洲和拉美，甚至北極問題專家，也不得不研究中美在相關地區的合作和競爭。“中國研究熱”還在美國的大學持續發酵。一些專注于理論探索和教學的大學教授“不甘寂寞”，展現學者的現實關懷。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新版《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專辟一章論述中國崛起和中美即將到來的沖突。除傳統的東北部名校外，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等西部高校，也憑借其地處太平洋沿岸的優勢和舒適的氣候，吸引著越來越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可以預見，只要中美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在全球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美國對中國本身及其對外行為的研究還會繼續加強。
學術為政治服務，中外皆然。評估某個專家或智庫的影響力，主要看其對決策的影響力。但對那些教書育人的學者來說，其影響力雖不直接，但可能更為深遠。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通”的影響力會呈現幾個變化。首先，隨著更多功能性議題和地區性問題專家“介入”中美關系研究，傳統的“中國通”地位和影響力不可避免地下降。年輕一代研究人員專注中國的某一問題，實際上是適應了中美關系研究不斷深入的大趨勢。當然，如能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會有利于年輕學者的成長。其次，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中美關系進入多事之秋，“中國通”們的看法將會越來越受到美國政治環境的約束。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政治和輿論環境長期塑造著這些人的中國觀。美國政治生態和中美關系的變化，不僅會影響其情感，還可能左右其命運。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肆虐之際，謝偉思(John S.Service)和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等所謂“親共”專家受到迫害，成為美國對華冷戰政策和中美敵對的犧牲品。中美冷戰歷史一去不復返，美國自由、民主、多元的價值體系根深蒂固，但在美國對華政策趨于強硬的背景下，專家學者出于政治正確比著對中國強硬的傾向可能出現。第三，中國對“中國通”的影響在增強，雙方互動更加重要。中國本身的變化，如改革開放進程、國際戰略的推進等，是決定其對華看法的重要方面。隨著中美同行交流的日益頻繁和深入，相信這種相互溝通和了解，也有助于減少相互的誤解、誤判和偏見。
歸根結底，美國的中國研究，服務于美國維持和鞏固“領導權”的需要。了解更真實的中國，采取更客觀的立場，提出更中肯的建議，應是研究者們追求的最高境界。當前，全球化深入發展，中美接觸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合作和競爭密切交織。在兩國關系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背景下，如何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學會換位思考，展現大智慧，提出真正有利于兩國，有利于人類的大方略，是美國的“中國通”和中國的“美國通”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作者：張文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