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談”，這個詞最近很火。

　　從新聞上看，國土、環保、工商、旅游、交通、紀檢等部門都有權力“約”人來談，但約談目的、對象和內容各不相同。

　　對于紀檢部門來說，由于其職責定位的特殊性，約人來談話常常更受到關注。事實上，紀委約談制度并不神秘。從2013年開始，作為一種新的監督方式，約談制度已經被各級紀委廣泛使用，逐漸成為其發揮監督職能的重要工作方法。

　　約談方式：約誰？幾個人談？

　　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成員分別約談了53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親自約談了中央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劉建華和國資委紀委書記強衛東等人。

　　此后，中央紀委領導同志還陸續約談了中央紀委委員和各省區市紀委書記。

　　現在，由上級紀檢部門約談派駐紀檢組負責人、下級紀委書記已在各地成為常態。比如，2015年1月上半月，四川省紀委書記、副書記對紀檢戰線上的部分領導干部進行密集約談；3月，青海省紀委常委會各成員分組約談20個派駐紀檢組組長。

　　2014年“五一”前夕，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和其他6位中央紀委駐會副書記，在8天內分赴遼寧、河南、天津、浙江、貴州、廣東、甘肅7地，不僅主持召開省區市紀委書記座談會，還約談了這些地方的黨委書記。

　　目前，在不少省份，下級黨委一把手也成為上級紀委書記的約談對象。

　　比如，2014年4月，山東省紀委書記、副書記，約談了該省17市市委書記、市長。2015年4月，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紀委書記于春生分別約談部分市黨委書記，自治區紀委副書記尹彤、蔣克昌、韋翼群分別參加了所聯系市的約談。

　　具體到約談方式，有一對一約談，也有集體約談。

　　四川規定，在約談現場，除了約談雙方以及一個擔任記錄的工作人員之外，沒有其他人在場。今年1月，福建廈門同安區汀溪鎮曝出有人大代表違規飲酒，廈門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就此專門集體約談全市六個區的區委書記和區紀委書記，通報有關情況，強調紀律要求。

　　約談內容：談什么？氣氛如何？

　　不少公開報道顯示，約談對象起初收到紀委的約談通知時，常常感到緊張，但去了之后卻“松了一口氣”。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劉建華回憶，她得知王岐山要親自約談她后，既興奮又緊張。懷著忐忑心情，她走進了中南海。王岐山開門見山地說，“我今天找你來，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項規定的落實情況。你就說說財政部本身落實八項規定的情況，還存在哪些問題。”

　　劉建華介紹了自己了解到的情況。王岐山認真聽著，不時地和她交流。對于當時的氛圍，劉建華形容為“像拉家常一樣，氣氛越來越輕松”。

　　2013年，四川省紀委派駐省人社廳紀檢組長張卓被省紀委副書記黃昌明約談。一見面，黃昌明就直奔主題地說，“今天把你請來，就是按通知要求談，通知之外的也可說。”這讓張卓感受到了這次談話的坦誠，他于是決定放下準備好的材料暢所欲言。

　　張卓認為，在那種氛圍下，可以“毫無顧忌地講真話、報實情”。另一位被約談的紀檢組組長感受相似：平時在會議上、報告中不好說、說不全、說不深的各種困難和實際情況，在約談時可以大膽談。

　　但并不是所有約談都能如此輕松，這要視約談的類型而定。根據目前各地的規定，約談大致可分為一般性約談、警示性約談、誡勉性約談三種類型。

　　一般性約談，主要是為了當面傳達重要工作部署或領導指示，當面了解重要問題或者督促指導重要工作。警示性約談，是針對貫徹紀委有關決定不堅決、不及時，或對辦案工作領導不力等情況而展開的約談。

　　誡勉性約談，主要針對不認真執行上級紀委有關規定，辦案工作被通報批評或造成不良影響；或在管轄范圍內發生了辦案人員違紀行為等情形。一旦上級紀委實施這種類型的約談，往往約談現場氣氛要緊張得多，甚至“后果很嚴重”。

　　2014年1月，福建晉江曝出 “公務員夫妻違停16名警力勸不動”一事。晉江市紀委領導對二人所在單位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市工商局主要領導進行約談，要求這兩個單位高度重視，拿出態度，迅速采取措施，按照有關要求，對當事人進行嚴肅處理。

　　同在2014年，湖南常德安鄉縣教育局紀委書記萬超華違規操辦婚宴,被縣紀委約談。但他之后依舊不予整改,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免去職務。

　　約談效果：談中要嚴明紀律 談后要整改落實

　　在2014年1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上，王岐山指出，2013年，各級紀委普遍建立約談制度；2014年，將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建立健全報告工作、定期述職、約談匯報等制度。

　　目前，各省區市紀委正在逐步完善上述要求。為了突顯約談制度的實施效果，多地表示將突出問題導向意識，強調整改落實，并嚴明約談紀律。

　　例如，今年5月，《西藏自治區紀委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約談制度的規定(試行)》出臺，強調必須通過約談發現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問題整改倒逼責任落實。屬于共性問題的，黨委要研究解決；屬于具體問題的，黨委要掛賬管理、加強指導、限期整改、跟蹤問效，有關問題整改情況報上級紀委。

　　去年10月，天津市紀委監察局制定實施了查辦案件工作約談暫行辦法，規定被約談人應當按時參加約談，不得委托他人；如工作需要，被約談人應將整改措施落實情況在規定時間內以書面形式，通過市紀委相關紀檢監察室向主談領導報告。

　　在紀委開展約談的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避免“打草驚蛇”，甚至借“約談”進行權力尋租等情況的發生。

　　對此，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約談需要有責任追究的問題。約談效果怎么樣，約談的官員是否出現問題，如果出問題還要有責任；如果談的“跑風漏氣”了，要負責任。(人民網記者 賈玥）